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主张政治改革，主张刑无等级并取消贵族特权。他的政治主见，有利于瓦解奴隶制，推动社会的前进。商鞅在其论述中也有论乐的片段，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他的音乐社会观。“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缙笏作为乐，以申其德。……民知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①商鞅认为音乐的社会作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的太平盛事之时。此刻才能作乐，此刻音乐才能发挥其作用。而音乐的社会作用是有选择的，这个选择，就是“缙笏作为乐，以申其德”。商鞅要求人们唱颂歌、奏赞乐，用以歌颂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德。他要求人们讴歌战争，唱革命歌曲，这就达到了他的教育目的了。
在秦以后，汉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贾谊，主张礼乐治国，为此他认为音乐对社会政治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强调音乐对个人品质、道德形成的影响；而刘德、毛苌的《乐记》更为人们所熟悉，其中对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社会功能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阐述；汉宣帝时由戴圣编辑成书的《礼记》，在其音乐社会观的论述中，对礼乐的起源与社会功能也做了一番考察。由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论述了音乐的功用、民歌与社会的双向联系等。东汉道教经典著作《太平经》，从道教的角度出发论述音乐的社会功能。在蔡邕的《琴操》、应劭的《风俗通》中，均能发现相似的音乐社会观。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音乐来源于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所制约的情感形态。“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②自居易在这里谈到了政治对音乐的作用与影响，是通过情感形态来联系的。他认为是社会政治形态决定音乐，而不是音乐决定社会政治形态。“太平由实非由声。……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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