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有一个突出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代的镛大都是单件窖藏品。从出土情况来看,商代之镛主要出土于江南,而江南又大多出于湖南,湖南出土大镛30多种,占全国出土大镛总数的一半以上。湖南出土的大镛都是窖藏的,且都是在山之巅、水之滨出土的。殷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巨镛窖藏呢?《礼记.祭法》中记有一种“埋”的祭祀方式,即在祭祀之后,把祭祀过的东西就地埋藏下来,而且甲骨文卜辞中有大量的对名山大川、日月星辰的祭祀的记载,二者联系于一起,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殷人的神本主义特色。同时,青铜乐器作为礼器所具有的礼制性也在这里得到了证明。<br> 对表2和表3资料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br> 其一,从铜铃到庸再到镛,青铜乐器的体积、重量在不断增大,到商末达到了高潮。结合后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延续到了西周初期,但周以后很少有一个从体积到重量能与之相抗衡的时代。这实际上也与商代青铜文明发展到达高峰时期相吻合。而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些体积、重量不断增大的青铜乐器是用来娱人的实用乐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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