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形式上相去很远的文体放在同一本专著中，给以平等的学术地位，有一个很小的学术心愿：通过这种体例结构消解“作者中心”的成见。国内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志写作，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论：照描（即忠实客观的记录）与理论思考谁更有价值。坚持照描观点的学者认为，许多研究者理论水平不高，在文化呈现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肆意剪裁，常常歪曲了文化真相（即远离了文化本相），因此民族志最好是照描的著作。坚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照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没有经过理论加工，因此没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学术实践中，基本上是第二种学术观点占上风。因此，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些默契，就是学者的理论专著的价值高于照描的田野调查报告。（举例说，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中，理论专著可以作为评职称的重要依据，但是那些照描的民族文化志，则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了。）为什么人们偏爱理论思考的著作呢？我们猜想，一是理论思考的专著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二是人们潜在地确立了“作者中心”的成见。何谓“作者中心”成见？就是潜意识地认为，作者的理论加工在民族文化呈现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因而，把作者的理论活动看成是整个民族文化呈现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有价值的环节。
写作者在文化呈现活动中，确信的“作者中心”成见并不能抵消他们对原始素材重要性的看法，所以，相当多的作者同时在专著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大量比较原始的典籍文本，并为自己的这样处理想出了一个很实在的理由，叫做供读者以及其他研究者“参考”。有时候也可以将其单独编辑成书出版，但那被看成是史料，也仅仅是研究的“参考”。
许多时候，民族学家对待民族文化的持有者与表演者的自述（或者说是对话）时，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心态。大家都认为这些自述（对话）非常重要，但是，到底重要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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