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长期留居并逐渐划地自治，西方传教士很快随着葡商接踵而至，成立澳门教区，创建圣保禄学院，并以澳门为根据地，努力进入中国内地。于是，澳门除了作为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交流中发挥较大作用外，还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举足轻重，从16世纪到18世纪，由这里出发踏上中国土地的耶稣会士，如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汤若望等人，书写了中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华彩篇章。<br> 澳门既是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认识中国文化和礼仪的加油站，摸索对华传教政策、采取适宜应对措施的演习场，也是他们遭遇挫折后的容身之处，寻求东山再起的退守之所，甚至是他们最后客死他乡的安息之地。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澳门，被教会苦心经营，而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矛盾，也较早在澳门显露出来，包括演戏在内的中国人娱乐，即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br> 18世纪澳门的中国人在舞台上和游行中展示出来的节日欢乐，为教会所不容，教会尝试使用各种方法消除他们讨厌的景象，这在19世纪初瑞典人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中有清楚的记述。该书根据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梳理了葡萄牙在华居留地的历史以及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的历史。书中提到教会不仅曾命人推倒中国人正在演戏的舞台，宗教裁判所还正式下令杜绝任何表演和游行。1816年，更有一位主教发出软硬兼施的告诫书，以慈父般的口吻严厉劝告教徒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家中，都不能偷看游行队伍，否则将被革除教籍。<br> 中国人怎能拒绝节日张灯结彩、赴祠肃拜、锣鼓喧腾的民俗以及乐而多趣的中国戏？尤其是这些节日，通常还凝结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和民间信仰。后世学者研究证明，当年主教发出告诫书的时间，正逢天后诞临近，天后对于靠海为生的澳门人来说，是慈悲的庇佑之神，具有神圣的地位，逢其神诞，当然要隆重庆贺。教会一味硬性规定，终遏制不了教徒观看游行表演。可以说，希望更多神灵保佑的一般民众，可能只是把传教士口中的“天主”当做其他诸神一样信奉，并非独尊，而教会禁止中国人娱乐，显然不够明智，无怪乎清康熙帝后来谕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行教，免得多事。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