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身后的皇位之争
1206年春天，铁木真被各蒙古族部落一致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并且尊号为成吉思汗。这一年他正好40岁。“成吉思汗”意为“上天赐予”。
在经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成吉思汗开始考虑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他很清楚他的五个儿子的能力。在他眼里，只有窝阔台和拖雷才能堪此重任，但到底选哪个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汗在决定接班人的问题上踌躇起来，所以他决定让儿子陪同他一起西征，对儿子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西征似乎很顺利，金、西夏等国都败在成吉思汗的大军铁蹄之下。在西征的间歇中，他经常给几个儿子讲两头蛇和一头蛇的故事：在一个冬天，天寒地冻，一条两头蛇要爬进洞里，但是两个头都想先进去，结果两个头争执不下，哪个头也没有进去，这时一条一头蛇很快就钻进洞里，结果两头蛇冻死在洞外。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儿子们只有团结起来，不要内部纷争，才能成就事业。
1227年春天，成吉思汗染上了斑疹伤寒，病势日见严重。
临死之前，他说：“在我的这几个儿子中，拖雷最理解我，心地善良，但是他太注重感情；而窝阔台足智多谋，具有雄才大略，我看就由他来继承我的汗位，统率蒙古大军和百姓，保卫国土。你们兄弟几个要想过安乐和幸福的生活，就要把力量往一处使，团结在窝阔台的身边，一心一意帮助他治理国家。当然窝阔台还是要在忽邻勒塔（代表大会）上通过全体贵族的认可。拖雷在我死后监国，等忽邻勒塔后再将权利交给窝阔台。我一生征战，积聚了一些金银，你们在我死后可以享用。我们蒙古人起家的十万军民和漠北的土地交由拖雷掌管。”
窝阔台心里虽然高兴，但还是表现出谦让的态度，说怕子孙不肖坏了蒙古的女、成吉思汗又说道：“你只管做你的大汗，难道我的这些儿子中的子孙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汗的人吗？你的子孙不行，拖雷和你几个兄弟还有子孙。你们要在我面前发誓，等我死后要承认我的遗嘱，把窝阔台当作大汗，把他的话当做你们肉体的灵魂。”几个儿子没有任何异议，在成吉思汗的面前立下了誓约。
成吉思汗的遗嘱中“难道我的这些儿子中的子孙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汗的人吗？你的子孙不行，拖雷和你几个兄弟还有子孙”，没曾想，正是他的这段话引发了他的后人对于汗位、皇位的争夺，他的后人可是真按照他的遗嘱去执行了。
其实按照蒙古人当时的祖制，家中的儿子不管有几个，大的总要分家另过日子，最小的儿子继承父业守家，但是成吉思汗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并没有按祖制来办，因为他觉得拖雷过于注重情义，为人忠厚，在蒙古这个需要大规模扩张的时代里，拖雷的仁厚恐怕难以担当大任。而窝阔台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管理这个拥有庞大疆土的帝国就需要这样的继承者。其他的儿子不是缺乏谋略就是缺乏情义，根本不适合做接班人。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以拖雷、术赤和窝阔台、察合台为首的两大势力逐渐分化，矛盾日益突出。成吉思汗临死虽然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是他又同时强调了“忽邻勒塔”制度的存在，这就给拖雷派带来了合法的机会，因此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就按照他的遗言顺理成章地管理起蒙古帝国，因为他是监国，是成吉思汗指定的在“忽邻勒塔”召开之前的国家最高首脑。因此拖雷在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下迟迟不召开“忽邻勒塔”，自己监国达两年之久，俨然是蒙古大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派的支持者也没有放弃，他们搬出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来逼迫拖雷让位，要求拖雷必须召开“忽邻勒塔”。1229年，拖雷主持召开了“忽邻勒塔”，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僵局，拖雷的势力明显要大于窝阔台，但是他又不想自己落下篡夺汗位的罪名，所以就由贵族们出头来推举他为汗。窝阔台派也不示弱。双方各自列出理由证明自己才是最理想的继承者。在长达40多天的时间里，窝阔台和拖雷做了多次交谈，最后让拖雷放弃的是窝阔台的一句话：成吉思汗的遗言是不能更改的。虽然你我双方都可以违背大汗的遗言，但是这样对于我们蒙古人是不利的，势必会造成我们蒙古的分裂。孰重孰轻你自己考虑。拖雷经过深思，决定退出汗位的争夺，并说服了拥护他的贵族，保证贵族们的利益不会受到侵害。
窝阔台继承了汗位，他确实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1235年召开贵族大会，决定西征。术赤的王位继承人拔都为总指挥，速不台为西征的先锋，其他诸王和万户、干户、百户、十户长，驸马、公主都派出长子参加。他们首先进攻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里歌，速不台一举轻松攻破城池，然后开始抢掠和屠城。到1237年，莫斯科等大片俄罗斯土地被蒙古大军攻占。1241年，蒙古大军攻破波兰、匈牙利、德国等大片欧洲土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所向披靡，整个欧洲被这个来自东方的铁蹄大军所震动。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汗窝阔台病死，在他死的前几年，曾经下旨若死后就传位给阔出，可是阔出在1236年就死掉了，最后由窝阔台的六夫人脱列哥那哈敦称制摄政。她一上任就想改变窝阔台临死“以皇孙失烈门为嗣”的遗言，想立自己亲儿子贵由为汗。于是成吉思汗遗言后的第二次汗位争夺开始了。1246年春天“忽邻勒塔”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贵族们借口失烈门尚未成年，推翻窝阔台遗诏，选举贵由为蒙古大汗。但是脱列哥那仍然参与朝政，贵由心里非常不舒服，他逐渐采取严厉的手段从母亲手里夺回了自己的权利。1247年，贵由西巡，当到达新疆青河县南部时和拔都相遇，拔都是反对贵由即位的主要人物之一，只是在外远征鞭长莫及，这次相遇，二人在喝酒时发生争吵，互相刺杀，两人都死掉了。贵由在位三年，实行的是强硬的对内政策，结果导致树敌太多，因此死后汗位的争夺相当激烈，使得窝阔台派内部开始形成两派敌对势力。这个时候蒙古最大的势力是拔都，他不断向贵族发出邀请到钦察草原开会选举新的大汗。当贵族、亲王们来到钦察草原时，拔都对大家说：成吉思汗临死时讲过，我们蒙古大汗应该在他的子孙有才德的人中产生，拖雷的儿子蒙哥登临大汗之位即合祖宗的规矩，也是他能力的体现，现在我推举蒙哥来继承汗位。接下来的几天拔都宴请亲王和贵族们，并订立协议一致推举蒙哥为汗位。如此以来，蒙哥就在拔都的推举下合理合法地恢复了蒙古幼子即位的祖制。
万历皇帝其人其事
明朝万历皇帝爱财，史家已有定论。即使在这位享国四十八年的皇帝健在时，手下一些不怕死的大臣如雒于仁在奏折中亦直言不讳地指责他贪财好货。
难道皇帝还需要贪财吗？万历贪财的一项重要证据，就是万历朝的“矿使”、“税使”之害。
所谓“矿使”就是皇帝特派宫中的太监，到全国各地开采矿产，然后直接将所得钱财交给宫中，后来发展为派太监出去设卡收税了。这两种收入，名日是国库所有，实际上户部管理的公共财政难以支配，而是入了皇帝的“小金库”。
派遣矿使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最初是民间一些奸商勾结太监，说动皇帝，便有了圣旨这杆天下第一面虎皮大旗。这些矿使、税使，名为皇帝生财，实际上是借此谋私，对地方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矿监如果说哪一户人家的宅院或祖坟下面有矿产，那么就要拆掉房子刨掉祖坟开采，要想免祸，主人必须奉送银两才能网开一面。因此不管人家宅院、祖坟底下是否真的有矿，矿监及随从动辄用这招敲诈钱财。不但普通百姓怨声载道，连地方官也不堪其苦。如果地方官不配合，他们就上奏，说某官阻挠开矿，藐视皇帝，轻则免职，重则入狱。
矿使、税使的肆虐引起了朝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不断上书，要求废止这项苛政。然而，廷臣谏言废止的不下百份奏章，全被万历搁在一旁，置之不理。
比财富更宝贵的是生命。万历三十二年，万历帝突然生了重病，眼看不治，开始交代后事，大概不想带着骂名进定陵，病榻上的皇帝当着大臣和太子、诸王的面，提出废除矿税。首辅沈一贯马上出去拟好旨，送进宫中盖上玉玺准备向天下颁布。第二天，万历帝的病突然好转了，他还真做得出来，立刻命令一个太监去找沈一贯，把这道圣旨取了回来作废。矿税之害，一直拖延到万历帝驾崩，此时大明朝已经千疮百孔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说法而非真正法律意义上拥有的物权，一般老百姓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产都归自己所有，皇家和官家并不能任意剥夺。而国库里的财产，皇帝同样不能完全支配。明朝的皇室财政并没有严格的预算，也没有从公共财政中每年固定划出～部分，而是和大账混同在一起。皇家一办事，就伸手向户部要钱。万历二十四年，帝国经历了三场大战，张居正励精图治搞改革攒下的那点家底，三场仗一打，很快就消耗光了。
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政府的“大财政”情况不妙，供养皇室的“小财政”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这个时候，皇帝希望在帝国的财政体系里开一个后门，即建立一套不受户部左右而由皇帝私人支配的财税渠道。
皇帝要搞自己的小金库，必须选定敛财目标。中国历来以农业立国，田赋是政府财税的主要来源，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豪门避税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再在田亩上做文章难度极大。万历帝必须另辟蹊径，也就顺理成章地把矿业和商业作为主要生财之道。
万历帝应该是敏锐地看到了当时全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明朝中叶以后，全国特别是江南一带，纺织、采矿以及贸易业已经十分发达，一大批商业性城镇兴起，农业所生产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但皇帝和整个文官集团都没有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皇帝想到的是收钱而不管方法，有良心的文官想到的则是减轻百姓的赋税，他们没想到该如何放水养鱼，培植税源。如是，万历帝用私人充当矿使、税使，百姓不满，文官反对，皇帝本人所得财物有限，造成了三输的局面，真正得利者则是那些具体办事的太监及其爪牙。
我们再来看看万历皇帝是如何与文官争斗的。
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总数约为2万人。文官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突出者可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因文渊阁为皇帝的直属机构，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文渊阁事实上承担着政府内阁的职责。
万历皇帝12岁那年，与文官集团发生了第一次冲突。那段时间，万历皇帝几次接到报告弹劾他的老师、同时又是首辅的张居正。万历皇帝尚幼，凡事须靠张先生的辅佐。这样，弹劾张居正的文官就倒了霉，万历皇帝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革去官阶，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明知皇帝不会听信这些谣言，仍执迷不悟，即是蔑视君上，押至午门外，打屁股一百下。那是专门用来行刑的棍棒，一阵痛打，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命丧黄泉！
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发生真正的冲突是围绕着立储问题展开的。万历皇帝18岁时（1582年），张居正去世，从此他独掌大权。这一年，他喜欢上了14岁的宫女郑氏。在万历皇帝看来，郑氏最了解他，最把他当人（而不是皇帝）看待，二人形影不离。郑氏为万历皇帝生的儿子，亦为他所最爱。万历皇帝为博郑氏欢心，想废长立幼，长是常洛，幼就是常洵。文官集团自然是坚决抵触，为这，万历皇帝与他的文官集团彻底闹翻了。
至1590年，万历皇帝仍未立太子，京官皆坐立不安。于是他们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位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皇帝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以集体辞职的方式向皇帝要挟。皇帝妥协了，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相要挟，他就立常洛为太子。
1591年底，工部一位官员因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期限在即，便做出立储大典的预算报告呈请皇帝批准。皇帝借口臣下违反了约定，他必须把立储延后。文官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成命，将立储一事付诸实施。这一抗议使龙心大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他事先不知道。皇帝批示，感谢申先生对他的理解。
事情本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御览后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这一揭帖偏被二辅许国所截获，他将揭帖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秘折一经披露，当时值班的给事中便参了申时行一本。万历皇帝气愤之下，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命令申时行照常上班供职。然而文官们的反应非常强烈，一个接一个递上奏章弹劾申时行。申时行除了辞职，别无选择。二辅许国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揭帖，由此被参，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
立储一事，竟使两个大学士相继离职，万历皇帝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决不为廷臣所接受。但万历皇帝别出心裁地一天册封了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万历皇帝的“缓兵之计”，继续向皇帝施加压力。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万历最终放弃了他的打算。在立储问题上，文官集团胜利了，但皇帝的心从此封闭起来。史载，自1585年后，万历皇帝除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视察过一次外，30多年里，他再也没走出过紫禁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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