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应该主要是由于它采用革命的方法来实现人的价值”。为此，他批判了一种所谓流行的说法：“种田为革命，做工为革命，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他说，革命又是为了什么？按照他的理解，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人。这就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该在理论上人道主义化，而且它的全部实践都应该人道主义化，人道主义应当成为绝对原则和最高宗旨。根据这种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纲领和实践都是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基本命题中引申出来的。虽然费尔巴哈从这个命题中导出了泛爱主义，但问题不在于命题本身，而在于把什么看作人的本质。他说：“马克思就抓住了这个命题，把它贯彻到底，引出了另一种结论。”接着他引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语录：“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①。这似乎是一条极有权威的证据，因为它确实出自马克思的手笔。但是对于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我们实在不能表示赞同。因为一个人只要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只要他对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学说还有起码的敬意，他也不至于轻率到要别人相信，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竟是建立在一条道德律令的基础上！关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如何转变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我们只打算谈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是怎样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及其实质的，看看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是不是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中逻辑地引申出来的。
大家知道，早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的甚至得出了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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