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追溯了从毛泽东最早时期的著作直至长征开始这段时间内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涉及毛泽东生命的前42年。在此期间，他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战略，还管理了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尽管这些经历和活动被他后来的成就所遮蔽，但是它们本身就相当重要。与之相伴的还有在相应时期所产生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些经历和活动的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毛泽东的著作中所揭示的主题、价值和方法帮助他成就了对中国政治的贡献，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毛泽东的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期在活的有机体中解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我试图用它们最初指代的对象来提出新出现的政治概念，并讨论这样一些主题———当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的毛泽东在面临着实践决策时，会把它们当作重要的和紧迫的主题来加以描述。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是从实践的进程中浮现出来的，而不是从抽象的纲领中衍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从事的明确的理论化工作是对其经验的一种反映，他的概念在实践中的酝酿为他更加理论化的表述提供了对象和内在的含义。这可以在1949年后他的理论探讨的风格中看出来，在讨论中他不断地提及他自己的经验，并且贬低脱离这种实践的理论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而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明，这也是他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中的重要创新。因此，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抓住他的实践背景。逻辑上的插补和推断、思想史的系统阐述以及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这些次一级的工作都取决于这种生动的解读。将毛泽东简单地看做一个理论家，或脱离他的政治生活而抽象地看待他的理论，不仅会冒使观点因脱离其背景而被曲解的危险，而且还会假定，毛泽东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理论发展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说明先前的信念，经验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重铸。因此，一项对任何特定时期内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都无法通盘考虑他的全部思想的所有根源；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这项研究将不得不持续到1976年9月9日。这里未能做如此尝试的原因主要是受可实现性所限：毛泽东的思想在其政治背景下从最初到最后的发展，是一个异常庞大的主题。我这项研究所覆盖的时期是他人生三个主要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大部分重要的政治概念得以产生。这时，毛泽东在党内的从属性角色没有要求他发表正式的、全面的权威性表述，但是他实际从事的政治工作却使一种独特的认识论、政治思想和政治风格得以发展和确立。
在下一个重要时期，即1936—1949年，毛泽东从事全面领导的新职责要求他权威性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相比，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对其自身正确性的信心，但是，被抗日战争所改变了的政治环境，要求毛泽东从这些经验的实践来源当中抽象出他的政治原则。这种抽象和重新运用的结果，是产生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所写的一批理论著作（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最著名的两篇），还有他关于战争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战略分析。当战争持续的时候，党内的整顿和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政治经济状况，要求毛泽东就革命行政部门的事务做出新的权威性的说明。这些说明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基础”时期也已经有明确的先例。最后，在国共内战中，长期积累的革命经验和军事力量被派上用场，来夺取在全中国的最后胜利。
第三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最初以毛泽东放弃了对革命的积极指导为特征（比如，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一线和二线”领导）。毛泽东退下来，既是因为他设想解放后的新时期将根本不同于他所积累的经验；也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允许其他领导人发挥他们的经验，使革命的活力能继续保持下去。但是，新中国的特定问题结果证明与毛泽东的经验中涉及的那些问题非常相似，其他真正新颖的问题则是由那些被毛泽东委以治理中国的职责的领导人造成的。这些情况的发展导致毛泽东重新引入了革命斗争的政治活动（“大跃进”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些政治活动比最初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带来了远为复杂的结果。毛泽东在1949年前的领导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对时局适时地加以把握，但他对新中国政治的两次主要干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涉及了革命意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对立。毛泽东的价值和政策的经验基础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延安和江西经验的回顾，并且试图维持、塑造和向前推进一种革命现实。毛泽东一生对于革命运动的生存问题的关心，从1949年以前的实体生存问题，转移到了更加困难的、为了保持革命身份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生存问题。
“四人帮”使无限的道德批判所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倾向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自己掘好了坟墓。由于“四人帮”主要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于他们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达的革命价值进行坚决的贯彻，所以华国锋后来强调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十分突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而邓小平则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以便为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提供一条具有连续性的线索。但是，对毛泽东遗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挑战，却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批判“四人帮”的多阶段的运动便是对此的证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的结果是在革命指挥权上发生了矛盾。与这种矛盾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
我期待，形成于毛泽东早期活动中的基本政治价值，将被证明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长远贡献。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样一种希冀是显而易见的，毋须多言；但是，197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对毛泽东的公开批评，以及对他的政策的大规模的否定，都要求人们对“去毛泽东化”（De-Maoization）的限度和对他的基本政治方法的前景进行研究。简言之，我想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基础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然而，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批判，但现在的领导人则拒绝了这种方法，而赞同更加稳妥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在牺牲毛泽东的情况下扭转20年来的中国政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但是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基本方法，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新的现代化时期仍然发挥着影响。
就政治的影响力而言，毛泽东在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才从这个舞台上离开。直至1978年中期，关于毛泽东的政治偏好和政治嫌恶的遗产仍然是影响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1978年，副总理邓小平派的关键性努力，决定性地打破了制定政策要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惯性影响，而这种惯性是从1958年直至他去世，他对中国政治进行个人的、激进的干预的结果。对这种努力而言，两个相关的假设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任务决定了中国政治的进程；第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政策应当由实践上的考虑而非教条来决定。这两个命题都意味着中国应该以新时期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来重新考虑她的政治，有些人由于毛泽东的政策被抛弃而感到愤慨，他们实际上仍然遭受着“四人帮”教条主义的毒害。简言之，昔日的“毛泽东主义”是今天的反毛泽东主义，昔日的“走资派”作为教条主义迫害的受害者而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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