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虚无主义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命运的“虚无”
我们还是首先在尼采显白的言辞意义(或“由下至上”的视角)上谈论“虚无主义”吧。撇开海德格尔与罗森对“尼采的柏拉图主义”的不同解释,这种虚无主义的展露显然是在现代性背景下得以可能的。正是现代思想把“人”规定为不依赖于他者的内在性“主体”,正是个人的自足自立品质的获得,逐渐至高无上化,而且还进一步逐渐沦为单个的、不受先定内容规定约束的自由存在,这个自由构成个人自我实现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才把作为严重问题的虚无主义呼唤出来,不断塑造着一种日益明显的虚无主义。现代性背景是虚无主义展露的温床。
A.施密特指出,在皮科于15世纪80年代“论人的尊严”的演讲中,人开始被提升到动物和天使之上。这种人论就意味着割裂了柏拉图传统,认定人能在动物、人或神的生活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赢得自由。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柏拉图所说的,唯有当实现了他的最好的也就是理性的生活方式时,他才是自由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他自己,而不是任由动物性的奴役把自己降低至动物层面。但皮科代表的现代性选择却认定,“正是选择的可能性(它并不包含任何内容上的规定或者标准)本身构成了人的伟大和自由”①。这个现代性判定一开始就隐含着虚无主义的内涵:只是选择的可能性,而没有内容的约束。在形式和程序上,存在实际的内涵,有着实际的意义;而在内容方面,这种现代的自由选择是虚无的、待定的、向诸多可能性开放着的。如果说在皮科那里自南还有一定的严格规定,这一点到了赫尔德(JohannGottfriedvonHerder)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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