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西方哲学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知识论、认识论哲学，这就使得“外观性、经验性”的审美传统在近代西方美学思想史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①它对于美学思想的发展、“美学”学科的确立，乃至中国现代意义上美学的论争与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探讨20世纪50-60年代在我国所掀起的全国性的“美学大讨论”乃至70-80年代“实践论美学”主流地位的最后确立，都与这种“外观性、经验性”的认识论、知识论审美传统有着紧密的关联。换句话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学研究，就是在继承这一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倾向，都是从经验的观点，着眼于从外界事物的性质中来研究美的根源，所走的是一条科学性的道路。”②
因而，受这一思想传统影响而来的“实践论美学”在给我们的美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前提的同时，如前所述也呈现出了将美学研究较多的停留于“一般的、宏观的、社会学”的层面而较为忽视“特殊的、微观的、心理学”的层面的理论不足。而要想真正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又必须重视美学研究中的“人文性”传统，必须汲取西方美学自柏拉图以来所形成的“超验性、内省性”的审美系统的思想遗产。这是因为，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形成的“外观性、经验性”的审美系统不同，自柏拉图以来所形成的“超验性、内省性”的审美系统是“一种着眼于从内心体验来研究美的思路，所走的是一条人文性的道路”，“是一种人生论、伦理学的美学”。③因此，人生论美学的建构，在扬弃“经验性、外观性”美学系统的思想资源的同时，更多的还要借鉴和融合西方美学中“超验性、内省性”的美学系统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应该如何生存，以及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应该如何为自己的灵魂操心等等，已成了当今社会突出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④的当下，更应如此。
这是因为，从更远的源头上来讲，受“经验性、外观性”审美系统影响而来的“实践论美学”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美学，它的理论精髓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为我们的美学建构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想依据与理论前提。而“思想依据与理论前提”只是确保我们在看待和探讨美学问题有一个正确的价值立场与科学的致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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