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萌芽篇
2.印起三代——西周古玺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西150多公里处，遗址中心地是在今扶风、岐山、眉县一带。这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周人生活繁衍在这有山有水的神奇之地达800年之久。周原北倚岐山，南临渭水，形如高阜，海拔900米，东到武功，西到凤翔、宝鸡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解放后，周原遗址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周青铜器有两个时期集中大量出土，一是清末民初，“民国四大宝”之一的毛公鼎被岐山县董家村村民从地里挖出，其铭文长达497字，记载了周宣王发布“策命”的内容，属于国宝级文物。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发现西周青铜器数量达一万余件，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当地农民耕地或盖房取土时发现的。
1975年2月，岐山董家村一农户发现了布满绿锈的西周窖藏青铜器37件，其中卫氏家族的青铜器铭文记载着西周时期有关土地制度的相关内容。2003年1月，眉县杨家村五位农民发现了27件青铜器，这批青铜器因其重要的文献价值而被收人了“中国2l世纪第一次重大发现”。五位农民也因护宝有功获得了奖金并赴北京领取了由国家领导人颁发的“全国保护文物个人先进奖”，这在周原遗址保护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虽然下来的故事，不能和上面任何一件器物相比，但居住在周原遗址上的农民史好善，却对中国印章发展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0年，久居西周故地的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农民史好善，在种地时捡到了一方铜印章。史好善居住的地方就在周原遗址保护区内，而周原故地历年来盛出宝物。在动荡的民国年间，周原一农户在自家地罩掺出了十几件西周窖藏青铜器，密藏家中准备出手，不久，消息走漏，被当地土匪枪杀全家五口后，抢走了全部宝物。20世纪60至80年代，周原遗址内不断有西周青铜器出土，都被长期生活在周原地区并在周原博物馆当馆长的青铜器专家罗西章先生及时收回，并藏在周原博物馆里了。
前些年，罗西章馆长在周原地区有个绰号叫“西霸天”，咋听起来像贬意词，实际上这是周原地区和文博界行内人对罗两章先生的尊称：一是对他在西周青铜器研究上绝对具有权威性及人品的认可；二是对罗先生在保护周原遗址文物遗存的无私奉献精神的敬佩。前些年他一直是周原地区唯一的博物馆馆长，所以到周原遗址去参观的人都不说找罗馆长，而是去找“西霸天”，当时在行内及周原地区传为佳话。三年前，罗馆长将多年来在周原遗址从事文博征集工作的亲身经历，编著了一本具有传奇色彩的书，名日《周原寻宝记》，受到行内及读者的欢迎。
解放以后，政府就对周原遗址的保护非常重视，长期向当地乡、村、户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所以，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有着几千年的文明遗迹，而且孕育着周原人的文化品质。史好善以周原人特有的朴实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好乐施善”，将在农田里捡到的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枚西周图形玺印，交给了周原博物馆。罗西章馆长随即派人到出土地点进行勘察，得知这枚玺印发现于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南约百米处的一座丙周中晚期灰坑之中。这枚玺印为青铜铸造的双连印，两个印面用一绳状铜条衔接。双连印上部为三角形，下部为长方形，印面纹饰简洁，形如回云，印底较平。
时隔不久，罗西章先生在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的一座西周灰坑中，又发现了一枚西周方形凤鸟铜玺。这枚玺印亦为青铜铸造，桥形印钮，印面接近正方，印底较平。玺印上的云纹、凤鸟纹可能含有某些图腾或族徽的意味。这些图纹与出土的两周青铜器纹样十分相似，这些玺印可能是制作陶器或青铜器母范时抑压花纹或形象标志所用的一种丁具。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孙慰祖先生认为：“殷商、西周时期是中国早期玺印的性质迁变过程。”就因为史好善提供了中国印章的最新资料的这一善举，使印学界专家兴奋不已。如果说印界对安阳三玺尚存争议，那么周原出土的这两枚西周印章，无疑是对印起三代（夏商周）之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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