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鼎孳与钱牧斋、吴梅村在清初并称“江左三大诗人”，“三家”都身经变乱遭际。如果说“国家不幸诗人幸”，那么国家之不幸，非止江山易祚，更因战争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多灾多难的人民所带来的巨大悲痛；所谓诗人幸，乃因诗人经历着悲愤与困顿，遭遇其考验与挣扎，其心路历程一旦化成文字，便是血泪凝结，在后人看来，这是文学的魅力，而这魅力无疑来自于真。真实情感的渲泄，剥开自己，痛苦地展示于历史与世人。这样的诗，无疑可以称之“诗史”，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历史。那么，透过他们的文字，我们直可进入其心灵的世界，尽管显得曲折而晦暗，但却充满诱人的气息。譬如，对于龚鼎孳，比起钱谦益和吴伟业，他的身世和遭际尤为复杂，历来非议最多，从他的个人写作窥视其情感世界无疑最真切而直接。或谓龚鼎孳的诗“多送别赠答纪游咏怀之作，绘景状物多所寄托，善借景物抒怀旧之感”（《龚鼎孳诗》前叙。广陵书社）。所谓状物寄托，因景怀旧，盖物是境非，心有所思，情有所寄，眼前的一切也悄然发生变化。“诗言志”，是诗人心灵的外化。
吾皖合肥，能称之“合肥”者，前有“龚合肥”芝麓，后有“李合肥”少荃，近有“段合肥”祺瑞。有意味的是，龚、李二人皆清史历来最有争议之人物。随着今人对近代历史史料的发掘，学界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对“李合肥”的个人魅力及其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渐有新的认识，从“卖国贼”而勾画出另一种形象：一个忍辱负重的国家栋梁。相对而言，关于龚鼎孳的研究工作就显得十分不够。不止因年代久远，文献稀阙，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他的遭际更要复杂得多。首先，“一臣侍三君”的历史定论，已经使得后世研究者无形中有一个思维框架，而历来中国人所信奉的“一臣不侍二君”的道德理念似乎已使得这位“投机分子”不堪讨论。不妨略从龚氏这三次遭遇加以分析。
明崇祯七年甲戌，龚鼎孳成是科三甲第九十八名进士。这一年，他十八岁。旋赴任湖北蕲水知县。在任七年。高（迎祥）、李（自成）兵临城下，龚鼎孳“以守城功，擢兵科给事中”。兵科就任，一月内连呈十七道奏疏，且年少气盛，动辄弹劾权要，因获牢狱之祸。即所谓“以狂言忤执政，趣汤提烹”（《怀方密之诗·序》）。甲申（1644年）三月，李白成攻陷北京，崇祯缢死煤山，大顺建立。龚鼎孳受任直指使，巡视北城。此所谓“一臣侍三君”之第一次“变节”。龚鼎孳在“怀方密之诗》序中，详细地记叙了这一遭遇。其下狱后，“蒙恩薄谴，得逃死.为城旦。”下面这大段的文字再现情景，饱含血泪。摘抄如下：
余以罪臣名不挂朝籍，万分一得脱，可稍需以观变，遂易姓名，杂小家拥保间，短檐顾日，畏见其影。时密之与舒章李子、介子吴子同戢身一破廟中，相视悲泣，若有思者。余从门隙窥之，谓必有异，亟过而耳语，各心许别去。越二日，同恸哭灵爽于午门。再越日，遂有伪署朝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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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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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