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把书法方面的内容如隶书笔意、石刻与墨迹、大师与书匠，砖石材料与纸帛材料、各种书体（包括楷、行、章、草等）、南北书风的差别结合在内，这是一个多大的生发范围？从一个平面的静止的《兰亭序》中能寻绎出如此多方面的研究内容，并通过反复论辩各加以深化，试问古代、近代哪一项专题、哪一位书论家有此能量？而这种立体交叉的论辩体格，不正体现出书法理论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趋向么？再看论辩方法上的特色。当我们检验论辩双方种种观点展开之时，会发现一个立场上的微妙差别。在对《兰亭序》作观照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注重于《兰亭序》本身的真伪，以当时的时代风格作为一个主要论据；另一是注重东晋时代总体风格的划定，《兰亭序》的存在可能性只是一个具体例证。两种视角互为因果，不可截然划分，但侧重不同，会对最后的结论带来微妙影响。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本来是以《兰亭序》真伪为终极目标的，但在反复辩难后，他已经不再重点关注《兰亭序》本身，却对东晋时代书风特征费了大量的精力。高二适的《驳议》也还是拘泥于《兰亭序》真伪的史料本身，到了商承祚的《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却把目标主要对准东晋书风的评价。凡此种种，都表明书论家的批评立场与批评方法在发生移位——从一人一帖的研究进入一个时代一种书风的宏观研究，从单纯的《兰亭序》研究进入到东晋书法史的研究，并由此而引起对整个书法史历程的反思，试想想，这样的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岂是古来平面、孤立的述史方法所可以比拟？
从一点见出全体，以局部观照全史，这是新的书法史观的表现。“兰亭论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优秀的范例。它由《兰亭序》引起的纵向（东晋与汉魏、东晋与唐宋乃至清代）书法回溯整理，横向（从文学脉络到书法脉络，又涉及书体史、书法技巧史、材料工具发展史等各种平行的领域）书法现象的疏浚，无不为我们构筑出一个立体的书法历史王国。正是在这样的构筑中，当代书法理论家们的思维空间日趋开阔和博大，学者们也不再只斤斤具体的作品与作家，理论思考走向丰富、缜密、高层次的境界。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书法理论步人崭新历史时期的一个主要契机。事实也表明，20世纪80年代书法理论的全方位崛起并一改古典书法理论的原有体格，显然有赖于20世纪60年代“兰亭论辩”所提供的经验和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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