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易丹合著的《逃避与责任：20世纪艺术文化》是我俩于1987年的某天偶兴念头所致。当时有一个背景，即国内的’85美术思潮近于结束，艺术界开始在反省’85时期中国现代艺术的问题。而当时我们的主要看法是，认为’85时期的美术现象有一种农民暴动中的不好的性质：粗糙、肮脏、简陋、模仿，以及过分的口号化。有些艺术家的文章和作品让人有不堪忍受的装神弄鬼和拙劣，而这一切都是西方现代艺术传染病引起的，问题的症结出在从19世纪末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变化事实之中。于是，我们就萌生了写一本小册子对20世纪的艺术给予批判地分析的想法。考虑到过分学究的写作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并且也难以把有些想法生动、准确地表述出来，所以，我们干脆就大致拟了几个问题（也就是书中的几章），进行对话录音，从上午九点左右到十二点，下午从两点到四点半左右，这样进行了差不多三天。以后，又花了15天的时间整理录音记录。连同请人抄写，共花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也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这本书1990年才得以出版。由于书中的文字轻松、随意，并且问题涉及广泛，所以颇受读者的喜欢。但是，这本书的问题是明显的，概括说来就是存在着缺乏历史主义同情心的贵族主义毛病，尤其是对于发生在中国80年代的现代艺术，我们缺少了理解，这倒不是说那些粗陋的作品不粗陋，而是没有注意到中国艺术家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可贵精神。只是到了1989年底开始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时，我们才意识到以前忽略的许多问题，其中尤其注意到了中国艺术家艺术的特殊性。当然，直至今天，我们还是坚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坚信至福是人生的意义。但是，要实现一种美好的理想和健康的人格，我们又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文化批判的策略，因为只有苦难的历程，才能体现出至福的事实，更何况某些乌托邦的理想永远不会实现——尽管我们永远要为这些理想而活着，就此而言，《逃避与责任》中有许多思想我们是会坚持下去的，不过也得承认，这本书里反映出来的作为本质主义的道德主义对于学术思想的推进是有害的，因为道德判断会掩盖人类的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需要我们创造新的学术话语来解决，而道德主义总是对新的学术话语的生长加以阻止的。根本上讲，人类的语言并无逻辑递进，某个时期新的话语的产生必须要求有宽容的道德判断，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实际上就变成后期阐释了。所以，过分情感用事的理论总是会带来严重的弊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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