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所谓民族语言“本柢”之“同”和历史演进之“殊”，还是一种封闭性考察，他把外来语的影响排除在外了。其次，所谓语言的历史演进，是“姬、汉”之初的“本柢”在封闭的语言系统中的自我裂变，还是民族初始的语言按索绪尔所谓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向的双重演进？
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依据什么样的时间性概念来探讨语言的同一与差异。语言是在历史本柢的背景上还是在当下即时的现实生活中保持其同一并发生差异？章太炎显然赞同前者。他在考察日常白话文的流变时，总是把目光投向远古。这是他的语言观的局限。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评述索绪尔对语言作出“历时性”与“共时性”区分时认为，“谁也不否认历时性这一事实，不否认语音有自己的历史，意义会发生变化。只是对于说话者而言，在语言的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只有一个意义，即当时的意义。词是没有记忆力的”，詹姆逊甚至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永远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蕴涵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能”。他认为共时性与历时性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基础”，“前者的基础在本族语使用者即时的切身经验之中，后者则基于一种智力产物，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局外人，因而也是一用纯粹是想出来的连续性代替实际的连续性的人对一个又一个的即时进行比较的结果”，他因此甚至认为索绪尔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存在主义观点”⑤。这正是章太炎的语言思想所缺乏的，他只是以孤立的语言的历史性来对抗语言的共时性，当他精彩地梳理语言的古今流变时，却忽视了身边的语言。他勇于收复失地，甚至指责那些对“国语”“不欲推见本始”的学者“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却疏于开垦语言的更广大的新疆域。章太炎在语言问题上以反抗新的同一始，却不得不以固守旧的同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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