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先秦与古希腊，不同的文化定位，于科学理念的建立有着偌大的差度。诸子百家没有经历自然科学经验的铺垫，将“经世济民”既当作出发点又当作所有努力的全部内容，那么，真正能达至目的的途径与方法就只剩下个“文治教化”。事实上，自然与社会，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追求来说，对于科学来说，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对于自然界的分析，能够培养起唯物主义的认识起点，对象结构组织的客观性和规律也可以增进人们认识的有序性和思维的逻辑性，对于科学精神的塑造有着不可逾越的价值。在古希腊不太长的历史时间里边，即经历了本体论到主体论的转变，进而提升到哲学层面，这里边即透现了理性认识的合理过程。先秦的思想家们，定位不确，看起来格调崇高，如《吕氏春秋.察微》中说：“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放弃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追寻，这对民族科学意识的铸造、严谨思维形式的历练则有着极大的负效应。当然，这其中也有值得重视的科学意识的闪现。如墨子，其著述《墨经》就以定义的严谨和分辨的清晰，完全可以说已经呈现出科学的曙光。可是政治上的争强斗狠，儒道法三家的围剿，人们普遍的功利性，很快便使它没了存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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