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慧：亲爱的爱迪特，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年了！虽然我们见面次数很多，但每次见面总有许多事情要说，每次都没机会真正好好聊聊。其实我一直想请你讲讲你的故事，我很好奇，今天终于有时间了。谢谢你。
　　爱迪特：我也很高兴接受你的访谈，我的故事很多，你想听些什么？
　　王小慧：听说你童年经历了战争的惊慌和恐惧，你的离奇故事从那时就开始了，那我们就从你童年开始聊吧。
　　爱迪特：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就从我的童年开始聊吧。我1939年1月12日出生，不过那时候二战还没开始。正如后来我所知道的那样，那年九月，因为我父亲要参战，所以我的洗礼只得匆匆完成。教父明显没怎么好好准备讲话，他把我说成是“祖国的儿子”。直到他给我起名叫爱迪特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匆忙之中搞错了我的性别。那时候女孩子无足轻重，“祖国的儿子”才是一个家庭的骄傲。
　　王小慧：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重男轻女，到我父亲为止，我的祖辈都是“长子长孙”，我祖上有不少值得自豪的先人，唯独到我这代是个女儿。还好我父亲向来以女儿为骄傲。我的时代也提倡男女平等了。你现在是慕尼黑市第一夫人，但你并不是在慕尼黑出生的，而是在德国最北边，靠近波罗的海的基尔出生的，是吗？
　　爱迪特：没错，我的家原先和慕尼黑没有半点关系。我的母亲来自萨尔州，父亲来自柏林。
　　王小慧：那你的父母怎么去了基尔呢？与战争有关系吗？你对战争还有印象吗？
　　爱迪特：我父亲是名海军军官。战争开始前，就驻扎在基尔，于是我母亲和我三岁的哥哥就搬到了那里。我出生在基尔的海军野战医院。后来父亲被派到首都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部工作，我出生后在柏林度过了五年的光景。那时候我们住在里特希菲尔德区一幢狭小的双门联体房里。我的童年最初与战争无关，而是在“玩打仗”。路上到处是一堆堆准备用来加固路面的铺路石，我们就在石块后面闲聊，玩“高射炮”游戏，我们朝天上扔石头，好像这样能打中飞机似的。那之后没多久，我们就真的体验到了战争不是闹着玩的。柏林被炸了，夜里一听到警报声，我们就得马上冲到防空洞里躲起来。我们坐在受到惊吓而哭泣的人群当中，一直等到空袭结束。从防空洞出来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那些房子被炸了。
　　一天夜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屋里睡觉，父亲突然叫醒我，把我抱到窗前，指给我看：“柏林着火了！”。但当时他一点也不惊慌，而是非常镇静地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真正的男人气概。那一夜的天空通红通红，这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大火。
　　大人总认为孩子会特别敏感，其实并非如此。当窗外的大火已燃成可怕的景象时，我并不清楚眼前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我还无法理解一座着火城市的不幸。最多就是认识了火的危险，我开始感觉生活不再那么安定了。
　　大人们还觉得孩子在防空洞里会害怕，可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相反，只有当我看到大人的反应时，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多危险。舅舅在斯大林格勒牺牲了，当母亲换上黑色衣服痛哭时，我才渐渐知道，一个模糊的难以捉摸的危险正向我们一步步逼来。亲人的突然消失使得家中的幸存者深陷恐慌和悲痛。当时我们不知道，大家都很喜爱的舅舅其实并不适合打仗。舅舅阵亡了，我外公最终得到的只是装有他骨灰的邮件包裹，外公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死亡之路，这件事的阴影他始终无法摆脱。
　　接下来的几天里，柏林不断遭到轰炸，我更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那时，我们必须穿着衣服睡觉，以备随时冲向防空洞。我意识到，我们已身处危险，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了。一夜的轰炸过后，我们看到到处是被炸毁的房子和烧尽的废墟。花园也被炸坏了，眼前的一切特别触目惊心，透过一面残缺的墙看到一问有架钢琴的完整卧室，它兀自矗立在那里。我突然想到，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家，我的房间，这让我非常害怕。此外，那些被炸死的邻居，那些坐在残缺不堪的房子旁和破损汽车前哭泣的人们，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在接下去几个轰炸的夜晚，我向天空祈祷，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场厄运中不受到伤害。当听到从前线传回邻居的男人们阵亡的讯息，当听到孩子们的哭诉，这是最难过的时刻。眼前展现的是一片深渊，让我不再理解这个残酷的世界。
　　后来我们去了萨尔州的外公外婆家，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切如同往常一样井然有序。路上到处都飘舞着纳粹旗，游行队伍不断，有时还会经过家门口。我们看到邻居家的小伙伴弗里茨（Fritz），我哥哥欣喜地说：“啊，弗里茨也参加了！”他指的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游行和演习。这样一个游行演习深深吸引着男孩子，这支身着军装的队伍看上去充满活力，令人羡慕。男孩子都想参与其中，而不是做旁观者。军队的乐曲听起来让人激动，各种体能训练让男孩更显健美和阳刚。我的哥哥为此感到非常骄傲，连三岁的妹妹也能说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复杂绕口的希特勒党派的名称。
　　王小慧：你的父亲作为海军军官，是在第一线作战，还是像一名高级官员在海军总司令部工作呢？
　　爱迪特：一半一半。他在军舰上执行任务时，我们几个月都看不到他。他在柏林总司令部时，每天晚上都能回家。他在那里是海军上将和最高指挥官的副官，他非常自豪能够这么接近舰队的最高统帅，他觉得这非常重要。每天早晨他穿着军装离开家，晚上也是这样回来。我曾一度觉得他只是在展示他漂亮的军装，我对这个印象并不深，只觉得他对一切都非常严格，甚至很刻板，刻板到难以忍受。有时，他在家也会谈到军事行动或者和其他军官的一些惊险遭遇。我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的哥哥却听得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