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上各种来源的移民计算在一起,从明代开国到迁都北京,五十多年的时间,全国各地先后移居北京的汉族人每户如以五口计,估计当有几十万人。这些人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内和附近各地,大大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使得明初人口十分稀少的北京再度繁荣起来。这时和北京话接触最频繁的已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了。<br> 方言之间虽有分歧,但同是汉语,差别不大,这可能是中古以后发展迅速的北京话到明代趋于稳定的主要原因,当时方言来源不一,五方杂处,也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区的方言靠拢,自然,在明代这二百多年中,北京话不可能毫无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要受到所接触的各地方言的影响。明沈榜《宛署杂记》第17卷“方言”条下说“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可见明万历年问(1573-1620年)北京话词语来源就已相当复杂。沈榜共收集当时北京方言词语八十余条,流传至今的只有一半左右,其余有的来自外族语(如“不明白日乌卢班”),有的来自其他方言(如“呼舅母日妗子”),有的随事物消亡而消失(如“总角日拐子头”)。值得注意的是“父日爹,又日别平声,又日大”条,父亲的称呼竟有三种之多,其中“爹”大约是原有的,“大”可能来自山西,“别平声”可能来自江淮一带,至今山西和江淮一带仍有这样称呼父亲的,从中正可以看出当时各地方言对北京话的影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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