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影响下的《新潮》将“介绍西洋现代思潮”作为第一宗旨，并指出选择译介对象时“不消说应当先译最好的”。可是，傅斯年接着又说，“好不好本没一定，只是看他有用没有用。有用便好，没用便不好。”故此，翻译应当选取那些“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具体来说，便是：“（1）先译门径书。这都因为中国人对于各种学问很少知道门径，忽然有一部专门著作出现；没人看他，不若先翻门径书，作个引路的。（2）先译通论书。通论书籍容易普及；况且这样一部里包含的意思比精细特殊的著作，定然多的，读的人可以事半功倍。至于研究精细特殊的著作，固是学者当有的事，但是做这样事业的人，应当直接读外国文书，不能仅靠翻译。翻译只为普通的读者而设。（3）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这是因为空理不能救济中国思想界。（4）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5）先译最近的书。因为后来的书，是修正前者而发；前人的好处，他包括了，前人的坏处，他改过了。我们只须求得最后最精的结果，所以要先译最近的书。（6）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7）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8）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一条提议。”②《新青年》、《新潮》社团的翻译旨趣，与梁启超的文学翻译观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实用性、功利主义是翻译最初的考虑基点。。传承《新青年》的文学研究会，将介绍和翻译世界文学作为社团的宗旨之一，以弱小民族国家文学作为自己翻译的不懈追求，侧重点与《新青年》一脉相承，都在“启蒙”。沈雁冰、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骨干成员反复申述文学翻译“经济性”、“系统性”之必要，并以此筹划社团成员的译介选择。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曾屡屡提及。“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实无异请庆老爷讲化学，可谓不届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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