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既然“歪”是“因古今音变”而特意造出来的一个“转注字”，那么，在文字的形体结构上，造字者便理当自觉地、有意识地把“乌乖切”之音体现出来。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歪”之为字，与“乌乖切”之音实在没有什么“造字之则”上的必然联系。唐人既然把“天”字读成“乌乖切”的了，那就说明“古今音变”与文字读音的联系实无待于“转注”造字之则；“歪”字的构形既然无关于语音，那就说明“转注”这一造字法则的旨趣并不在于体现“方言殊异或古今音变”。更何况，说“天”与“地”同源、“古”与“今”同源、“男”与“女”同源、“日”与“入”同源、“燕”与“乞”同源，诸如此类的问题，若把它们看成是“转注”造字的结果，其间既无造字过程或手段上的自觉联系（造“地”字的未必一定要想到“天”字，造“今”字的人未必一定要想到“古”字，即使有所联想，也无关于文字的构形结体），又不存在同一思维模式的共性特征，这怎么谈得上是“造字之则”的问题呢？
章太炎等人批评戴、段的“转注”说“不系于造字”，“不应在六书”，所见固然极是，但他们所提出的“转注”说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明确肯定“转注”与“假借”悉为造字之则，实质上却使“造字之则”落了空，最终势必与“四体二用”说一样，只能使人得到“转注”造字之则并不存在的认识和结论。不仅如此，犹有更甚者。倘若按照章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下去，不仅不能确立“转注”作为“造字之则”的地位，而且还会混淆所有“造字之则”的畛域界限，最后连“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书作为“造字之则”的性质都要被彻底否定。如以“六书”为“识字条例”之说的形成，似乎便是由章氏理论发挥而来。
因为，章氏等人所认为的“转注”之例，主要是同源字（即同源词）的问题。若以文字的形体结构而言，它们或是象形字、指事字，或是会意字、形声字。这样一来，“转注”造字与其他“造字之则”在文字形体上便陷入了纠缠不清的困境。例如，说“水”与“川”是一对“转注字”，“水”字且不说，作为“川”字，它到底是“转注”之法所造出呢？还是“象形”之法所造出？说“日”与“人”是一对“转注字”，“日”字且不说，作为“入”字，它到底是“转注”之法所造出呢？还是“指事”之法所造出？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