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译者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对于译者从事翻译，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翻译标准一直都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就翻译标准而言，目前国内外翻译界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关于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西方译论家作过不少论述，其中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英国的两位学者坎贝尔和泰特勒。1789年，英国翻译家、学者乔治·坎贝尔率先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即译者必须：首先，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义；第二，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作者的精神和风格；第三，使译作至少具有原创作品的特性，显得自然流畅。（Venuti，1995：75）翌年，英国另一位翻译家亚历山大·泰特勒也提出了一个“三原则”，跟坎贝尔的“三原则”如出一辙：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属于同一性质；三、译作应具备原创作品的通顺。（Lefevere，1992：128）坎贝尔和泰特勒的两个“三原则”虽有措辞上的差异，但都以“忠实”为大前提，要求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忠实地展示原作的风格，同时还要具有原创作品的通顺。
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从释道安的“案本”（意为按照原文的本意），严复的“求信”，傅雷的“神似”，到钱钟书的“化境”，都离不开“忠实”这个总原则。特别是严复在1898年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我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照严复的初衷来看，“信”就是忠实于原文的本意，“达”就是通顺流畅，“雅”就是文字古雅。一百多年来，我国翻译界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看法不一，特别是对“雅”字一直存有异议，如陈西滢在上世纪20年代末撰文说：不仅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不需要求“雅”，即使文学作品的翻译，“雅”也是多余的，是译者的大忌。（罗新璋，1984：401-403）与此同时，翻译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雅”赋予了新的解释：有的说译文要有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要“美”；有的说译文要具有“与原文相适应的文采”……上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就提出了“忠实、通顺和美”的三原则。（罗新璋，188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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