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除了我国以外的翻译理论都属于国外翻译理论。而我们常说的国外翻译理论也主要是指西方国家(英、美、德、法)、苏联和低地国家以及以色列等国家。目前来说,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如何划分,译界也是见仁见智。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1)古典译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内、奈达、穆南和卡特福德为代表;(4)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廖七一,2002:2)著名学者谭载喜教授认为西方翻译史上也曾出现过六次大的翻译高潮,他在《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增订版)中做了一个粗略的分类研究:(1)公元前4世纪末的肇事阶段;(2)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性质的翻译阶段;(3)11至12世纪(中世纪)时期;(4)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5)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大发展时期。(谭载喜,2004:绪论)他在书中既做了概括性的论说,也做了个别翻译思想论说。廖七一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中则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古典译论、近代译论、当代译论。相比较而言,笔者更赞同后一种研究分类法。
西方翻译史(包括翻译理论和实践史)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文字记载,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几乎和我国的翻译理论(史)同龄。对于如此纷繁复杂的翻译理论,限于篇幅,也不可能一一作详尽的论说,以下就简要介绍被译介到我国并为国人所熟知的翻译家及其翻译思想主张。
比较一下中西翻译史,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中西翻译发展竞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其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要数宗教作品的翻译。宗教作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语言和文化方面。正如佛经翻译到中国并促进中国社会的大发展一样,圣经在西方国家的翻译也促进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大发展,而且也成了西方翻译研究的重要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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