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对自己曾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等同的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检讨：“把陶先生所创导的生活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混淆起来了，认为可以从生活教育里创造一套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来；一九四九年的思想基本上与一九四五年的思想没有变化，丝毫没有认识到教育理论是要从整个社会发展与政治斗争中产生的”。“不是《人民教育》去年展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我可能会偷偷地把生活教育的一套，送进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阵营里去，也就会腐蚀我们的党，使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的理论庸俗化，歪曲教育政策。”“我不同意‘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戴伯韬同志作了初步检讨，但我认为他更应该挖一下当时这样提法的思想根源）。”“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是合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从而提高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教育，旧中国遗留的社会必须彻底改造，旧中国遗留的生活中肮脏的东西，必须彻底去掉。所以绝不是传统的社会可以当作学校，不是一切生活都是教育。我们要批判、扬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刘季平在他的批判文章则从哲学上深入地分析了陶行知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他还得出结论：“从上面各个问题的观察来看，很显然，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以至他由此而引申出来的教育思想，都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那么，陶行知先生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基本上还是实用主义在作怪。他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基本上乃是实用主义。”张健的《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一文指出：“把近三十年来小资产阶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作为‘代表新民主主义教育，向传统教育及以后的国民党反动派党化（愚民）教育作斗争之最彻底最伟大的旗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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