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拉德（Maresi Nerad），副教授，美国人，于1988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现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自2002年起.她担任该校研究生教育改革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lnovationand Research in Graduate Education RGE）主任，牵头组织了“博士教育变革动力与模式”系列国际会议（2005年，美国西雅图：2007年澳大利亚墨尔本：2009年德国卡赛尔）。自2003年起，Maresi Nerad博士担任该校研究生院副主任。
    作为项目负责人Maresi Nerad副教授已从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等多个机构中获得了超过320多万美元的资助，并在其中一些基金会担任项目评审专家。同时还受聘于多个机构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和大学的国际评审及顾问，指导教育和科研质量评估以及博士教育与培养方面的工作。

    《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是2005年9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研究中心召开的“博士教育变革动力与模式”会议（Forces and Forms of Change in Doctoral Education Worldwide）的论文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名一流大学的管理者、国际研究委员会和研究院所的高级成员、博士教育研究者以及改革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书中探究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给博士教育带来的影响，分述了各国（地区）推动博士教育全球化改革的动力与革新模式，并向读者描述出未来研究发展的宏伟蓝图。《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对世界范围内博士教育发展情况的首度全面探讨，汇集了各方代表对21世纪博士教育改革研究的成果和观点，对读者全面把握全球化博士教育发展趋势和多角度了解博士教育现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博士毕业生数量呈双倍增长，但数量仍然很少⑦。大多数加拿大博士生都是在美国或者英国接受博士教育，而且接近一半的加拿大博士毕业生在国外谋职⑧。大部分为研究及研究训练提供的公共支持，间接来源于小省份给少数非教派大学的项目资助。但是，一战期间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前沿研究及博士生培养的参与已成为先例。1916年，作为战争时期的努力的一部分，联邦政府成立了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以资助国家的工业研究。国家研究委员会提供了首批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及博士生助学金，并建立起对前沿研究的联邦司法权，作为其促进经济发展责任的一部分⑦。因此，到1950年，各所大学已经建立起对引导和管理高等教育、前沿研究及博士生培养的责任。由于高度自治、显著独立、院校公共资金有限，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当地区域形成并影响了这些院校对智力思潮的反应。各省明确了批准大学成立以及在特定的限度内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同时联邦政府在资助前沿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造成高等教育资助、管理、引导工作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以及院校之间缺乏博士生的研究。战后时期：1951～198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与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鼓励联邦政府和各省对高等教育与前沿研究的更大投入，显著改变了博士生训练的规模和范围。大学研究人员与联邦政府在战争年代的紧密合作，证明了科学研究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战后，前沿研究对工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也为不断增加公共投资提供了论据支撑。战时经验也增强了为退伍军人、婴儿潮一代以及所有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机会的责任的意义。这个有关公众利益的新立意，激发了新资金、新资助机制的建立，并最终成为新的管理结构，这种结构被视作为大学与两级政府之间建立的公认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第一篇 欧洲的博士教育
第一章 德国
第二章 英国
第三章 北欧国家
第四章 欧洲大学学院
第五章 博洛尼亚进程

第二篇 非洲、南美洲和墨西哥的博士教育
第六章 南非
第七章 巴西
第八章 墨西哥

第三篇 澳大拉西亚的博士教育
第九章 澳大利亚
第十章 日本
第十一章 印度

第四篇 北美的博士教育
第十二章 加拿大
第十三章 美国
结语
附录A
附录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