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方询问现象的存在，使控、辩对抗失衡。试点中，由于个别案件的被告人没有辩护人，从而导致对证人的调查沦为单方询问。在检察官单方询问的情形下，询问内容往往只涉及对被告人不利的方面，口头证言内容一般是对书面证言的重述，争议事实容易被掩盖起来；法官补充询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被告人的实体利益，但由于庭前不了解证人品格及证言内容，以及受中立立场的限制，不可能如辩护律师那样积极询问。可见，单方询问容易使证人作证的全面性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也无法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单方询问的问题症结在于被告人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由于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和律师职业群体的数量不足，在短期内保证每名被告人享有免费的律师帮助尚难践行。这显然是一个中国式问题，但如不解决这一问题，仅有单方询问的证人出庭仍然作用有限。
与控、辩方询问技巧有所欠缺，无辩护人出庭或者质证方态度消极等情形的存在相关联，法官询问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某些试点案件中，法官职权作用过于强大以至于妨碍了证人作证功能的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控、辩方的询问次数，以及法官的相应控制权。试点中，法官为迅速推进证人作证过程而采用控制控、辩方询问次数的方式，从而使不少证人作证过程一轮结束。法官的理由是经过一轮询问已经将事实问清，无进行第二轮询问之必要。但这仅仅是法官的认识，并不代表控、辩方的立场。我们注意到，在一轮询问后，某些事实争议不但未能澄清且趋于复杂化，控、辩矛盾更为尖锐。这种情形客观上会引致举证方和质证方产生继续盘问的需要：举证方需要通过再度询问以巩固证言的可信度，质证方则需要进一步反驳证人的补缺性陈述。从探明真实的角度，法官对证人作证过程的过早中止抑制了证人作证功能的发挥，使证人的记忆、表情、姿态中所蕴含的案情信息未能充分展示。
在询问方式上，不当询问较多，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如上文所述，控、辩方对证人的不当询问次数较多，尤其集中在举证方的诱导性问题和复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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