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目前看到的都是纸上的条文，而少有践行中的实际运作形态情形。纸面上的文字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究竟有多少偏差，需进一步占有材料。
第三，在严酷的军事作战年代，中共中央最主要的精力是在军事作战，地方政权的许多举措只是权宜之计，是服务于军事作战的，而且为了与国民党在政治形象上进行较量，根据地实行了许多不同于今天的制度设计。
因此，缘起可能如福柯、德勒兹等坚持断裂、碎片化意义的观点所否认的那样是学术自负。缘起考究的意义只在于当下，如皮亚杰通过研究儿童心理，来探求人类认知的起源；文化人类学者通过对残存的初民社会的考察，力求发现现代人类文明的问题。但将两个分处于不同时空情境中的历史片段勾连在一起，是需要想象力的，而驰骋的想象力扭曲历史实在，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认知偏差，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力格局多元的形态下，再造历史的目的有时是一种有意识，或虽无意识但却可能落入利益纷争中的非单纯学术活动。
自1993启动《刑事诉讼法》修改就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争论，因为涉及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诸机关权力重新调整，已经成为中央核心决策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学术界都关注的问题。而不断地强化、论争自己部门在国家政制结构中的位置，是确保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扩权，至少是不丢权的重要手段，不但寻求支持于学理，而且借力于域外的成例，更要求诸于传统正当性。对司法体制改革，最高决策层的态度是：“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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