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镇，生于1974年，山东省聊城人。200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厦门大学法学院任教，2009年进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任福建省法学会法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环球法律评论》、《法律科学》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并主持或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

　　法律可否像父亲一样？对于一个自认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提问。由此，法律父爱主义也成为一个让人一望而心存芥蒂的词汇——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具有正常人的心智，何须法律这个背后有或显或隐强制力的东西扮演类似父亲的角色？
　　你真的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吗？在信息不完全、在理智被激情压制、在智识被遮蔽的时候，或者在你确实知道自己的某个决定的利害，但受现实所迫的时候，你能做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吗？这个时候，法律禁止你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有什么不好吗？
　　法律父爱主义对个人自由或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权利。它不是对人性尊严的侵犯，相反，限制是为了更好地肯定和保护人性尊严。当然，限制也要有限度，“父爱”也要适度，“超父爱主义”会沦为对个人的压制和压迫。在中国的场景下，法律父爱主义尤其值得和需要“认真对待”。

　　佩雷尔曼在其论证理论中曾提出所谓“惯性原理”（PrinzipderTragheit），即诉诸既存之实务“实践”者，无需证成，只有改变者才需要证成。[2]自近代社会以来，自治、自由与权利均被视为人的基本价值。它们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试图对自治进行限制的观点都要承担论证责任——它们被假定为当然正确的东西，对其进行限制必须有充分的证成理由。循着这样的思路，在区分直接的对自身的伤害与产生对自身伤害的风险、合理的风险与不合理的风险、完全自愿的冒风险与不完全自愿地冒风险的基础上，范伯格认为：有些所谓“自愿”的行为，如为了获得麻醉品所能产生的仅一小时的欣快感而愿意面临剧烈痛苦和死亡，由于其所冒的风险显得“如此不合理”，以至于可以作出该行为具有非自愿性质的推断是有力的。但他也认为，为了一时的快乐而服用麻醉品的确是在冒一种不合情理的风险，但这并不能构成行为的非自愿性的有力证明，如很多人吸烟也是出于自愿。对此，国家应持续不断地将吸烟有害健康的严酷的医学事实摆在吸烟者面前，使之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甚至运用税收、规章制度和劝导的力量，使之变得更为困难和不具有吸引力。而彻底加以禁止，就等于告诉自愿去冒险的人，他对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知识判断，在合理性上要小于国家对此所作的判断，因而他就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这是一种粗暴的、直接的家长式统治，会造成政府施行暴政的危险。[3]他最终认为，法律父爱主义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干预的正当理由。
　　法律父爱主义与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和社会连带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绪论
第一章  法律可否像父亲一样？——法律父爱主义的理论
第一节  法律父爱主义概念
第二节  父爱主义式法律背后的“人”
第二章  父爱主义式法律存在的合理性
第一节  对快乐论、价值主观论与价值客观论的分析
第二节  父爱主义式的法律与效益
第三节  社会法治国的要求
第三章  法律父爱主义与中国之契合性研究
第一节  父爱主义在中国现行法律中的表现
第二节  法律父爱主义与仁政和民本
第三节  法律父爱主义在当前中国的必要性
第四章  法律父爱主义与基本权限制理论的关联
第一节  基本权的概念与历史沿革
第二节  对基本权的限制理论
第三节  法律父爱主义与基本权限制理论的关联
第五章  法律父爱主义限制基本权的应用
第一节  法律父爱主义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第二节  法律父爱主义对职业自由的限制
第三节  法律父爱主义对财产权的限制
第四节  法律父爱主义对自我决定权的限制
第五节  法律父爱主义对形式平等权的限制
第六章  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适用的界限——对“超”父爱主义的防范
第一节  法律保留
第二节  比例原则
第三节人性尊严
结语：中国法治“对极”与“逆差”场景下的法律父爱主义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