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前幕后
女教师：“我们大家想一想，武训先生，一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了四十多年的饭，办了三个义学，让穷孩子也能念书学文化，真是了不起！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冬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女教师：“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你看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可是他死了之后呢，还是让地主们抢去了。所以说呀，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头牛吧！”
这是电影《武训传》片头和结尾的台词。1951年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等百余位中央首长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缘起陶行知
这部电影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期，即1944年就开始筹拍。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个有4亿人口的大国，封建王朝结束后，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外国侵略战争使中国越来越贫穷，文盲比例非常高，有志之士在奋起抗击侵略的同时，将教育视为摆脱愚昧、救亡兴国的一件大事。在教育界，当时最为推崇的是平民教育家武训。
1944年夏秋之交，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送给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希望通过电影歌颂武训一生艰苦办学的事迹。但若干年后，这个提议的结果却影响到了无数人的命运和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并波及到整个中国文艺界，这是陶行知先生在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陶行知为何想在这一年将武训事迹拍摄成电影？从当年的一则报道中，可以看到旧中国的教育现状，听到当时民主教育的呼声：1944年8月25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一个严重的教育问题”的文章，文章批评当时学校存在的问题有：学府变成衙门，教学不认真，对学生一味敷衍；学生成为学校派别彼此攻击的工具。
陶行知希望通过武训的事迹，在全国推行民主教育热潮，在以孔孟之道思想为基础的封建王朝结束后，力图为中国树立新的圣人形象。在向孙瑜谈到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时，他说：“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
对于这样一个近世圣人，孙瑜认为正如陶先生所言，应将他这种金子一样的心灵通过银幕反映出来，但是在收集了武训的相关资料，准备筹拍时，因遇到各种困难，这部电影暂时搁浅了。
1946年，从美国出访回国后的孙瑜在经过一件小事后，对陶行知通过武训事迹推行民主教育的心情有了更加真切的体验。孙瑜在南京玄武湖畔散步时，看到警察在追赶一群“小流氓”，孩子们四散逃窜，领头的孩子被警棍打中，头上流着血。在逃跑中，这孩子看见地上有一本《三毛流浪记》，竟不顾警察追赶，跑去捡这本画册。孙瑜看他可怜，拦住他，拿出两块钱给他，这孩子却没有接，他跪在地上哭道：“好心的先生，只求你帮助出口气。
我们只是家里穷得上不了学，不是坏孩子啊！”旁边十几个流浪儿心有同感，一齐跪下来请孙瑜为他们出气。孙瑜深受感动，他将孩子们扶起来说：“好的，画家张乐平画了《三毛流浪记》，为你们鸣不平。我要为你们编一部电影，奉劝世上的好心人们来扶贫济困，让穷孩子都能安心读书。”
回到上海，孙瑜马上去昆仑影业公司找挚友赵丹，向赵丹谈起在南京的见闻，希望马上将武训的事迹拍摄成电影。赵丹在江苏南通长大，他也了解到苏北高沙土一带有许多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有的地方接连几个村子都没有一座学堂。因此，赵丹非常赞同孙瑜拍这部电影，两个人很快将剧本初稿定了下来。剧本拿给陶行知看，陶行知认为写得非常好，在他的提议下，电影命名为《武训传》，他说，不要顾忌武训是乞丐这一身份，只要是为人民造福的，就要歌颂他，为他树碑立传。陶行知对这部电影非常有信心，他深信，有孙瑜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再加上名导演、名演员的加盟，电影一定会成为名片，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孙瑜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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