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萌，男，一九五五年生，江苏南通人。当过知青、工人和警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已发表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多篇。著有小说集《黑谷魂》、《死网》，散文集《青花瓷瓶》，报告文学集《女人殇》等。现居浙江金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戴笠死亡之谜》着重分析了戴笠遇刺的前因后果。戴笠是“军统”的灵魂，但作为“军统”的头子并不是戴笠的终极目的，他的野心不仅于此。戴笠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但随着“军统”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蒋介石也不得不对戴笠小心提防。
    因此，戴笠即使再能干，也永远无法摆脱他背后的那个巨大的阴影。
    “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因为戴笠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从一度横行上海滩的斧头党，到伪南京政府的“七十六号”；从一直和“军统”明争暗斗的“中统”，到觊觎戴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国民党高官。但上述所有这些势力或个人，都难以撼动戴笠的地位，更难以对他的安全造成威胁。

    第一章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青岛沧口机场。
    天放亮后东边出现了血红色的云层，这云层翻滚了一阵后很快消失了。不久大块的乌云不知从什么地方涌了出来，天空渐渐地变得灰暗了。当空旷的机场里有了风后，终于天空里落起了小雨，这雨使人有了阴冷的感觉。
    机场里没有飞机起降，只有为数不多的地勤人员在跑道边忙着什么。也许是见雨不会停息的缘故，他们陆续地跑进了不远处的机库。这机库已长年失修根本遮不住雨，有些人想绕过机库近旁一架全金属的飞机到候机楼那边去，可守卫在飞机边的便衣警卫的警告声把他们给吓住了。这是架由美国C-47型运输机改装的客机，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调拨给“军统”局长戴笠用的专机。由于该机型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称之为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三个主要工具之一。此时，它粗短的流线形机身静卧在细雨里，尾翼上222的阿拉伯数字格外醒目。虽然登机的梯子早就准备在一旁，但紧紧关闭着的机门预示着它的主人还没有出现。
    机场等待着专机起飞的时间，但迟迟没有消息。
    其实，这天一早，戴笠按照往常的习惯六点钟准时起床，而后不停地批阅紧要公文，直到随从进来报告说美国客人已在餐厅等候，他才忽然想起了什么，慢慢地直起了腰。此时，时钟刚好敲响八点。戴笠踏着八点钟的声响，走进布置得极为考究的餐厅。当他的身影出现后，原本坐在位置上的美军的几位高级幕僚都站了起来。从他们自然流露的笑容里，看得出他们对眼前的这位国民党“军统”局长是敬重的。戴笠就位后用生硬的英语说了几句问候的话，顿时餐厅里的气氛格外地活跃了。
    可是在这活跃的气氛变得浓厚后，戴笠脸上原有的笑容慢慢地变淡了。在这之前，他为了宴请即将离任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在北平什锦花园的私邸作了精心的安排。可晚宴开始后，柯克不但姗姗来迟，而且借口还有别的约会只象征性地吃了点糕点，便匆匆告辞了。这不但大伤了戴笠的自尊，也使他没有了脸面。戴笠心里虽然有气，但怎么也不敢得罪这位美国人。通过“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几年合作，戴笠深知柯克在美国海军中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出路到了生死关头之际，他觉得更离不开美国人的支持。为此，柯克在北平的那几天里，戴笠是天天陪伴处处讨好。戴笠的用心柯克心知肚明，多天后柯克极为满意地离开北平去了青岛，因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多艘军舰停泊在那里。
    当戴笠忙完北平、天津和济南的事务后，随后也到了青岛。由于共产党在东北的势力发展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戴笠按照指示欲与柯克商量，想请美国驻青岛的军舰帮助往东北急运军队和给养。但就在戴笠到达青岛的当天上午，柯克因要准备回国的事去了上海。得知此消息后，戴笠沉默了好久，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到了晚上，他把一张名单给了随行的英文秘书，要其通知名单中这些在青岛的美国幕僚们参加第二天的早餐会。这临时的起因，戴笠是为了填补当时的内心失落还是有其他的缘故，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在早餐会上，戴笠面对美国人仍然是谈笑自如笑容可掬，看不出他内心里有何心事。
    早餐会是上午九点钟结束的。
    戴笠送走美国人后见天空细雨未断，马上要身边的人和机场联系，了解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天气。很快机场回话了，说上海和南京上午阴天，下午可能有雨。本来在青岛已无要事，完全可以即刻去机场登机，可此时的戴笠把飞机起飞的时间定在了十一时。他说，他要到海边去走走。戴笠来过青岛多次，但每次因公事繁多都是来去匆忙，对这里的景色无暇顾及。所以，此刻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周围的人感到突然和不解，但还是很快准备好了车。在引导车的带领下，戴笠乘坐的别克轿车拐了几个弯后，来到了汇泉区一带的海滩。这里不见游人，只有“军统”局青岛办事处派出的便衣警卫在附近走动着。
    戴笠下车后，就在一张事先准备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他面对着海，凝视着压着大海的黑云和黑云下面不时涌动的海水，陷入了沉思。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戴笠在想什么，也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去问他什么。阴雨里偶尔刮来的海风还带着冷的感觉，这感觉使戴笠没有了再在海边坐下去的兴致。他终于离开了海滩，他又向大海睨视了一下，眼睛里透出的神色似乎是陌生的。回到住地后，戴笠立即要人发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重庆“军统”局本部毛人凤的，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一份是发给“军统”上海办事处的，要他们下午两点钟到上海龙华机场接机。如果说戴笠去上海确实是要与柯克最后深谈的话，那么还有件事始终牵着他的心，那就是影星胡蝶等戴笠到上海后要与丈夫正式办理离婚。戴笠在北平和天津办事时，胡蝶就几次给他打电话。为此，从海边回来的戴笠与胡蝶见面的心情瞬间变得急切了，也正是这急切的心情使他给胡蝶打了电话。
    戴笠与胡蝶谈了很多，但谈得最多的是他在青岛海边时心里所涌现的不快和苦闷……
    胡蝶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走红了。
    戴笠那时刚到上海滩混饭吃，尽管有时吃饭都成问题，但只要有胡蝶演的电影他是每场必看。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后，戴笠仍旧对胡蝶演的电影喜爱有加。当时，南京的白天鹅电影院里，经常有戴笠的身影。他曾多次对人说，胡蝶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了，可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虽然戴笠对胡蝶极为迷恋，但由于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距离太大，就是与胡蝶见一面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说到头，此时的戴笠只能是个“胡蝶迷”。过后，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特别是日本人进驻上海后，戴笠也就没有了在银幕上欣赏胡蝶的机会。
    但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随着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命运之神竟然悄悄地把胡蝶送到了他的身边。
    原来，上海失陷后，胡蝶就与丈夫潘有声带着女儿去了香港。潘有声是从事搪瓷制造业的商人，为了能在香港发展生意，他用胡蝶的头像作为搪瓷产品的商标，深受香港人的喜爱。见丈夫的生意做得火红，耐不住寂寞的胡蝶在香港电影界也活跃开了。可没想到，香港不久也沦陷了，而且日本人知道胡蝶在香港后多次登门，要胡蝶为日本人拍电影。胡蝶与当时在香港的梅兰芳先生一样，毅然拒绝了与日本人的合作，并做好了秘密潜逃回广东的准备。行前，胡蝶夫妇把历年积存的财物分装成三十个大箱，并把这些箱子托付给了当时在香港的杨惠敏女士。杨惠敏是淞沪抗战时冒着弹雨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学生，后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她到香港做接运抗日爱国人士到大后方的工作，与胡蝶夫妇交往很深。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杨惠敏雇用来运送这三十箱财物的帆船于东江途中，被一伙强盗用快艇拦截抢走了。当经过艰难跋涉到达广东曲江（韶关）的胡蝶夫妇得知此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向广东当局报了案。因当时正值战乱，没人能顾得上去追查他们的财物。对此胡蝶极为伤心，因为那些被劫的箱子里有她去欧洲时与好些名人的合影和签字，还有好些特制的纪念品和相当珍贵的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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