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叛逆者（1984-1989）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
联想集团开始关注并且珍爱自己的历史，是在它发展壮大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档案时，创建者们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公司成立时的任何记录，甚至根本忘记了那是在哪一天。事实上，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祝词，没有媒体报道，甚至没有任何开业仪式，连公司的招牌也没有悬挂。多年以后，大家只能依稀记得，那是1984年10月，也许是11月的某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财产的增长，公司的历史也丰富起来，渐渐组成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公司的先驱为改革时代的叛逆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冲破束缚的本能、不屈不挠的韧性、远大的理想，加上几分幸运，使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还让自己摆脱贫困变成富人。
公司的成立也逐渐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创建者们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二十万元钱，就翻开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其实只要举出一个情节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
198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曾经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在那一天信誓旦旦地说：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二百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10月17日
公司诞生在一间二十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一一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二号计算所的传达室。此情此景被载人公司史册，日子越是悠久，就越是被赋予圣地的意味，就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和天安门广场。2002年冬天，这些创业者全都两鬓苍苍，小平房也老了，与周围的高楼不相协调。新来的建设者想要把它推倒，先前的建设者却希望把它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一番保留传统还是发展事业的激烈争论，大家同意让传统服从建设的需要，同时决定把小平房重新建设在中央绿地，作为永久纪念。于是十三位早期的开拓者相约来到,平房前，在十三分钟里拍了至少一百张照片。几天之后，他们亲眼目睹这小平房在他们的视野里消逝。
贾绪福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这样描述小平房当年的情形：它的位置就在北楼对面的马路边上。那时候，你进了计算所的西大门，往东走几步，就能看见。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你走进来，可以看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然后再弄几个保险柜。地方虽然小，但可以坐得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权衡，官方把联想故事的起点定于1984年11月1日，看来是有根据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计算技术研究所曾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且在这一天获得批准。然而贾绪福相当肯定地说，公司的“成立大会”，也即第一次“小平房会议”，是在1984年10月17日召开的。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十一人参加。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像当时那部流行电影一样，都是“人到中年”。其中柳传志年龄最轻，四十岁；王树和年龄最长，四十五岁。王在那时候拥有科技处处长的头衔，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在柳传志之上，头脑敏捷，说话既生动又犀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能安分的基因，总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凡此种种都和柳传志相似。可惜此人行动起来左顾右盼，留恋过去岁月里的好处，缺少远见。这同柳传志的处处设防、先谋而后动不是一回事。柳信奉“不做改革的牺牲者”，其中要旨仍在于义无反顾，王则是一步三回头，尤其不肯成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反叛者。我们今天理解此人内心世界，应当知道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都难免在他的性格上留下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那次全国性的阶级成分判决中，王的父亲被认定是小地主。每逢政治运动，他便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如今这一切已成往事，他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朋友感叹自己“胆小”。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此中苦涩，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会明白，仅仅是父母的身份就足以让一个人要么耀武扬威要么唯唯诺诺。这样看来，王树和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以及在一年又八个月之后的抽身离去，都是出自某种必然的理由。
公司的筹备过程非常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周密计划。柳传志和王树和的第一个想法相当默契，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同事中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第一个要猎取的目标是张祖祥。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计算所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以及听过他讲课的三千弟子为他扬名。他的最为过人的长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依靠本能为自己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去。他在1958年进入沈阳机电学院，恰逢政府在大学里组建计算机专业，于是他选择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学习计算机。这是第一次选择。毕业后本来分配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组合机床，他却以学非所用为由要求调到计算所来。这是第二次选择。最近几个月里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私人办厂，都来找他。看来他面临着第三次选择：曾茂朝所长就曾要他到计算所属下的科学仪器厂当总经理，被他婉言推辞。科仪厂的员工金燕静离职出去创办信通公司的时候，也来请他同行。那一天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绕中关村遛了两圈，金费尽口舌，张还是不去。他说他是“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
几周之后，柳传志走进张祖祥的家。那时候张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筒子楼”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住史上的一大奇观。楼上楼下都被一条走廊贯通，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门对门，一层楼能住几十户人家。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走廊里做饭，并且共用一个厕所。张祖祥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分睡上下铺，旁边是一张双人床。到了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他把帘子一拉，就把资料摊在床上看。
这一天柳传志坐在他的双人床上，掏出一盒“香山”递给张祖祥。张注意到那烟是带锡纸的，买一包要花三毛四，不禁纳闷。他知道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平时抽两毛七一包的“八达岭”就不错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柳传志带来了自己的计划。他承认自己手里没有多少钱，只有曾茂朝允诺的二十万元开办费，还可以免费使用传达室的小平房。公司将来无论大小，都不属于自己，是国家的。不过，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他充满激情地邀请张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然后便在团团烟雾中瞪着眼睛等待张的回答。
对柳传志这个人，张是熟悉的。尽管他的年龄比自己小很多，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才能，还有他的坦诚和容易交往，早就吸引了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柳写了一篇文章到大会上去发言，“那才叫精彩，声情并茂”。那场面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可张总是不能忘记。张以一个科技人员的头脑估量眼前的柳传志，当即在心里开列下面两条：
这是个有眼光的人，能成大事。
这是个正派人，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他能团结一帮人。
这念头促使张祖祥一口答应柳的邀请。多年以后，张回想起那一刻仍然分外激动：“我这人其实本事不大，经常判断错误，但那一天，我做出了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
王、柳、张三人端坐张家斗室中讨论公司未来，一致认定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他们希望公司的队伍具有一些潜在的特征：既本分，又能干；既有成就，又不满足；既有忠心赤胆，又有反叛精神。他们多年来始终在计算所的圈子之内，此刻用眼睛在周围的人中搜索，当场点出一连串人名。
那时候有教养有志气的人是选择去做科学家，而经商的名声并不好听，书生下海虽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大都是“逼上梁山”。第一批名单颇费周折，然而说服人家加盟就更费周折。三人分头去游说，三个星期以后，公司已经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今天我们记录联想历史，这些人应是其中一页。其实他们在那个大院子里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一些对现实不满，而又苦无出路的工程师，遇到有个人揭竿而起，便凑到一块儿。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人，还有贾绪福、周晓兰、贾婉珍、马文豹、李天福、谢松林、王世英、庞大伟。这庞大伟不善言辞，但却手勤脚快。这一天他在上班路上经过小平房，看到这一行人忙里忙外，笑语一片，就跑来帮忙，忙完了坐下来听他们说些什么，柳传志以为是张祖祥请来的，张祖祥以为是柳传志请来的，所以谁也没有拒绝，于是他成了这支队伍的第十一人。
现在大家要在“小平房”里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被叫做“创业元老”，受到人们景仰，其实当日的气氛并不庄严，在外人看来还有点像是一个玩笑。屋子里面空空荡荡，满是灰尘，所以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和打扫卫生。忙完之后大家再次坐下。那时候谁都没有专门的办公位子，连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也没有，三个长条凳上坐着公司的全体员工。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一天没有通常公司成立仪式上的任何议程，甚至没人宣布公司的成立。“不过，”张祖祥说，“我认为那一刻就是公司的开始。”
可是公司连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呢。
于是大家开始想名字，吵了半天，还是不能统一。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只会做学问，搞技术，从来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更不会懂得公司名称的要旨在于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在内部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公众则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拿自己名字的字头给公司命名。但是大家都认为，在公司的名字里，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这招牌既响亮又实用；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它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圣殿；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谁也不甘心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倒买倒卖的小商贩；还不能没有“发展壮大”的含义，因为那正是每个人的梦想。所以，当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终于确定了公司的名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他们就这么从已经驾轻就熟、安逸舒适的大楼里走了出来，走进这个小平房。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们在今后的二十年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艰难、屈辱、压力和风险，当然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成功、喜悦和激动人心。如今，公司的员工已经超过一万七千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联想”取代这个长长的名字，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品牌，联想电脑也成为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的一个象征。当时这些创业者中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完全建立在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之上的装置，竟能获得如此令人惊讶的地位。
然而我们研究创业者的历史，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不是技术的先知，也不是资产的拥有者，虽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耕耘多年，却不知道个人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朝哪里走。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1984年10月17日科学院南路二号小平房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造成的。
物质匮乏的国度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有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已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让无数人激动不已，也把普通百姓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比如它说“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又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党的领导中枢把改革说成“迫切需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冲进中国科学院来了。物理研究埋下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第一块基石，邓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来祝贺，说了很多高瞻远瞩、热情洋溢的话，还纷纷为奠基石培土。对于柳传志来说，这种场面的象征意义总是大于实际的价值，更何况新生活的召唤近在咫尺一一那块奠基石与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
这房子靠在计算所的东院墙，高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它本来只是个自行车棚，现在则成了一群技术人员的栖息之地。由储物到人居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物质生活的经典写照。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人们有了积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自行车。在自己的院子边缘圈出一块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员工免费停放自行车，成为城市里每个机构的通例，计算所自在其中。此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机构迅速扩张起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长大。年轻人开始结婚，中年人迁进户籍，守卫院子的军人也把家眷搬进城市，住房短缺渐渐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计算所里，一群急红了眼的入侵入自行车的空间。他们把这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做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约四十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工人、武装警察，还有像柳传志这样年轻资浅的科研人员。
每户人家拥有一个十二平方米的房间，房间的外面还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可以安放煤球炉、油盐酱醋、刷牙杯和洗脸盆。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使用街上的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齐跑出门去。计算所里的这群人也有一个公用的水房和厕所。厕所里有个长坑，深及两米，上面盖块水泥板，谁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已有相当规模，又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头尾，所以被叫做“东郊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闹中取静的地方，四十年前是外国人的居住区，三十年前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它在京城百姓的眼里是富人区的代名词。现在，计算所里这一帮科学家把自己的住宅叫做“东郊民巷”，其中的苦涩与达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听便知。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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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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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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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这样一本“正史”所提供的历史视角和丰富的细节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联想成功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众多的旁观者，细细地品味领先者的每一步努力赙是“悟道”的一条路径。
——曾鸣(长江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