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探讨修筑中山陵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分析晚年孙中山“再造民国”的政治目标、孙中山逝世后各方对他的不同评价,以及国民党在孙中山丧葬事务方面的政治策略。孙中山的葬礼包括三重形态:1925年3-4月间国民党人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段祺瑞政府的“国葬”,以及1929年5-6月间的“奉安大典”。到底是国葬,还是别有其他内涵?以往论者只是简单叙述这些丧葬活动的盛况,对此深层问题未予重视。本章的研究表明,孙中山的正式葬礼并不同于近代以来的新式国葬,而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党葬”大典,它与国民党再造国家的目标相对应,贯穿着国民党营造“总理(国父)”孙中山这一精神偶像、型塑国人主流历史记忆、增进现代国家认同的持续努力。
第二章,探讨中山陵的主要“作者”——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沿革。以往一般笼统地认为国民党主持修建了中山陵,更有不少人以为蒋介石一直是孙中山身后葬事的主要操办者。其实在孙中山逝世之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尚低,根本没有资格主持孙中山的身后葬事。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正忙于组织整合、军事征伐和政权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不同人士如何对待陵墓修建一事?其间的立场转换、态度变化,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变迁而言有何深意?蒋介石又是如何从无缘参与孙中山身后葬事,在短短4年之后就成为孙中山正式葬礼中的核心人物?本章疏理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结构与功能,及其与国民党中枢当局关系的变化,由此展现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再造国家的“内向”努力,即内部组织权力从涣散到整合的过程。
展开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蔡少卿
这是一项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作者不仅细致剖析了孙中山的葬事与“再造民国”政治目标的互动过程,还进一步揭示了民国再造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文化运作方式,从文化视角来审视政治史,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作者是一位思想活跃,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他在充分占有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严谨的科学分析,得出的一些大胆而新颖的见解,无疑会丰富我们对民国时期政治文化史的认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