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俑
轰然而过的秦军主力，似滚滚的雷声，低沉而又威严；尖风吹动战旗，裂帛般地穿透耳膜。是对阵赵国骑兵的长平之战？亦或是攻克六国首都的最后绝杀？秦王朝中央军团，以惊世的强大亮相于今曰长安……
胡笳声咽，马蹄声碎，大汉王朝的骑兵烟尘八百里，所向披靡。周亚夫、卫青、霍去病，狼烟中飘荡着这些军之魂。成阳杨湾、徐州狮子山的那些让匈奴为之胆寒的铁血骑兵，跃马挽缰，空前绝后于瞬间……
渐远的《广陵散》伴着血色黄昏，牛车晃出了两晋文人的放浪形骸，隋代文官身后，大唐美女衣袂飘动，香风马嘶，鼓者、乐者、舞者，广袖长舒，踏歌起舞。将军、天王，市井百态，成千上万之陶俑，汇如江海，奔如潮汐，它们再现了逝去的历史，它们呐喊着先祖的遗言……
陶俑，向我们走来。
谈起陶俑，头脑中马上会联想到陕西西安的秦兵马俑，但人们可能并不知道，除去秦兵马俑的庞大军阵外，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清，沿黄河流域、山东半岛、四川盆地等许许多多的古墓中都出土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各式各样的陶俑。它们千姿百态，精彩纷呈，而且绝非只是贵族王室的墓中才有，从陶俑出土的范围看，士大夫、贵族、城镇工商业者、医生、术士，中、低级军官，但凡有些积蓄或有田业者，都在厚葬之风下竭尽全力置办陶俑入葬。目前出土的陶俑（不论何种原因的出土）不计其数，小的墓葬三个五个，大的墓葬成百上千，这种伴随着我们民族成长、繁衍的雕塑品；这些出自千千万万民众阶层之手，出土于几千年的各类墓葬中的艺术品；这些曾使其他民族目瞪口呆的雕塑艺术群，如今，冷寂地躺在博物馆的仓库中，流传于文物贩子的纸箱里，蜷缩在古玩店的柜台角落。它们应是我们民族的至高的艺术珍宝。它们以从心灵出发而又回归于心灵的精美、动情、活灵活现，诠释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演化，心理活动。
沿革的年代之久，出土的范围之大，数量之多，涵盖的内容之广，见证和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成长到成熟，应该是世界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这些应是对陶俑的最基本的评价。即便按照收藏的基本概念出发，陶俑所涵盖的历史，陶俑所携带的信息，陶俑所传达出的文化，应远远高于那些现在热炒的品种，应是一种极具研究和收藏价值的古代艺术品。
东方的陶俑，人类历史的唯一
几百支蜡烛在穹形墓室中亮起时，眩目而跳跃，一排排亮丽无比、彩色鲜艳的陶俑，在烛光摇曳中，竟像活了般地动了起来。人们抬着枯瘦苍白的人，最后巡视他日后的归宿，一支沾满血红朱砂的笔，被即将走到阳间生命尽头的人哆嗦着点向一排排陶俑的头上，一个兵俑的头上，瞬间绽开血红，红色朱砂从头顶一直流了下来……
陶俑是丧葬的陪伴物，陶俑从一产生就烙印了东方色彩。从夏、商、周的活殉开始，东方人强调的死后生活，就一直成为了民族性的心灵烙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节葬篇》）古代贵族，从来就将死后的生活和死后的世界看的很重， “事死如事生”，为了继续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面对死亡，努力想将生前的一切都带入坟墓，在考古挖掘中，仅河南安阳一地的殷墓就发现有人殉约五千人以上。东方人将生与死幻化和解释为两个世界，生者与死者将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这种对死亡的迷茫、恐惧、不解，到主动迎合、探索、制造和完善，培养了民族的平衡、融合、圆通、包容、韬晦等心理行为的最初形成。东方民族的想象力更多是从死后的世界开始，生的世界是真实的，也是无奈的，而死后的世界是迷茫的，也是充满了想象的。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始终一也。” （《荀子?礼论》）于是，我们祖先将生与死用不断完善的殉葬品加以串联和解释、充实。从原始的人殉而过度到用陶俑，实现了殉葬品的世俗化和艺术性，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希望和想象雕成任何世间有的或世间没有的而埋入墓中，伴随着主人在另外的世界继续生活。
这种大规模的全民性的丧葬文化，在世界民族中极为罕见。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都曾有过辉煌的雕塑艺术品，但形成整个民族，东西南北中上下几千年地制作陶俑，应是人类艺术活动中非常特殊的现象。
我们民族在黄河长江流域不离不弃地生活了几千年，不论战争，不论灾难，生生不息。死亡的恐惧、茫然和东方民族的心理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生成，面对无常的生命，平衡着自己的恐惧，激发着东方化的想象力。于是，另外的世界就极为认真而又极具真实地被人们雕塑出来了，而笃信这个世界的最具真诚的就是人们对死后世界的认真和执着，而陶俑就是这份认真和执着的见证。
由于有了以上的论点，可以推断，陶俑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产物，是民族心理发展的物证。于是，我们可以说，陶俑与东方人类的潜意识，心灵深处是息息相关的。它既供我们祖先实现自己对未来世界的安排，又可以弱化、安抚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使我们祖先东方的秉性，更丰富而多彩，东方人的心灵活动更具层次和纤细，东方人的内心更加有了与其他人群不同的成分，细腻、多情、内向、纤细等东方因素传承并不断加强，最终形成东方气质，并表现在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这种内心外化，即内心与对应的外在物品之间的互动与互证，达到了物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参照，相互实现，相互确立。从这个角度分析，东方陶俑在满足了人们死后生活需要之外，在制造和使用中都连续性的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这肯定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特别的意义。
陶俑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但非常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的雕塑艺术，西方的认识却比我们领先的多，梁思成先生在东北大学主讲“中国古雕塑史”时，就大量引用了瑞典人喜龙仁（Siren）的观点，此人的三大本《中国雕塑》曾开先河于中国的古雕塑研究。
人们现在一直讲， “中国文化在西方”，这虽然有片面的成分，但我一直认为，文化艺术是民族之间相互比较而存在，相互借鉴而发展，站在世界艺术平台上看民族之间艺术上的借鉴和影响是无时不刻地发生着。当然，中国的古代雕塑艺术更是借鉴和引进了外部的艺术因子，这在古陶俑中也十分常见，如天王、胡人、阿拉伯马、骆驼，甚至在南北朝、隋唐代的陶俑中可依稀见到古希腊的手法和犍陀罗的风格。这也是陶俑研究发端于西方的原因。
文化艺术是人类的共有，只要优秀，人们就会接受，陶俑艺术在世界美术版图中，显示了它自己的位置。陶俑的民族同化性
骑在马上的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拓跋宏的眸子被洛水的烟波点亮了。自此就有了龙门的千古之绝、永宁寺的惊鸿一瞥。许多朝代，许多部族，像天空中闪过的流星，无论多亮，最后都陨落于这块土地中，星星点点，像宿命的符号。于是，也就陆陆续续地出土了许多各民族亲吻这块土地之后的遗存物——陶俑。
笔者有着近20年收藏陶俑的经历。我曾沿黄河流域考察过山西、陕西、内蒙、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市的各类被挖掘出陶俑的旧墓葬，而且从看到的和收藏的陶俑中发现，不论任何民族、任何政权，只要入主黄河流域，一般会与汉文化发生同化，而陶俑也依汉制甚至更加精细。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多民族融合期，十六国135年，南北朝170年，五代十国73年。从目前考古发现，在民族融合时期一些建立在东北等地区的政权并不随葬陶俑，而占据黄河流域地区，并建立政权的王朝，其墓葬都陪葬了大批的陶俑。在这些混乱的年代，政权交叠，多民族融合，一些游牧民族执掌政权，但在墓葬上仍以汉民族的陶俑制作入墓。其中，特别是南北朝时，北魏、北齐的陶俑，汉化程度极高，制作精细，洛阳永宁寺出土的北魏陶俑在陶俑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雕塑水平相当高。
从历史记载可以知道，从汉代开始，中央政权就设立了专门管理墓葬制度、陶俑制作的机构东园署与园令丞等。到了唐代更设立门下省甄官署，说明从政权的最高层，对墓葬和陶俑的制作就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陶俑制作实现了官民共办，是当时极普及的丧葬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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