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之父》讲述了有关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侦探的生活、工作，以及有关他所破获的一些案件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案件不仅使他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还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惊叹的刑事侦查科学。早在现代犯罪现场调查技术诞生之前，有一个人就透过犯罪看到了刑事侦查学的未来……
　　他的名字是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通过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独自一人将刑事侦查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20世纪初，年轻而充满魅力的斯皮尔斯伯里作为一名病理学家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像重磅炸弹一样不断轰炸英国司法系统以及报纸头版头条，从而为自己赢得了“现实生活版福尔摩斯”的声誉。他总是能够发现别人所忽略的证据，他在犯罪情景复原领域技艺超群，他无情地揭露证人证言与事实证据之间的矛盾之处，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他用脚踏实地的科学证据将数十名谋杀犯送上了绞架。

　　第一章　初露锋芒
　　1910年7月的一个阴冷的上午，两名男子穿过伦敦新牛津街上拥挤的人群，来到了阿尔比恩大厦前面。这两个人的体格和举止透露出长期从事警察工作的人所特有的那种让人略感畏惧的权威。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们是警察。这两位神情严肃的男子核对了一下那座大楼的地址，然后走了进去。在楼内墙上所贴的一个机构指南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了一处由两位美国人开设的、名为“耶鲁齿科专家”的牙医诊所。进入诊所之后，那位年龄稍长、个子较高的来访者自我介绍说，他是苏格兰场的首席审查官沃尔特·迪尤。他要找这个诊所的合伙人之一霍利·哈维·克里平谈话。
　　当克里平出现的时候，迪尤和他的助手阿瑟·米切尔的脸上都没有显示出一丝表情，但暗地里他们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人。有关克里平的丑闻性的指控暗示，他应该是一个像意大利冒险作家卡萨诺瓦一样的风流浪子。但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来自密歇根的48岁的克里平却是一个头部谢顶，留着可笑的海象式胡子，长着一双从金边眼镜里向外张望的浮肿、昏花的近视眼的矮个子小男人。但是进一步观察改变了他们对克里平的第一印象：他矫揉造作的外表远远补偿了他在体貌方面的缺陷。他穿着花哨的衣服，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只热带鹦鹉：双排扣宽下摆的礼服大衣、淡黄色的领带、海军蓝的衬衣、漆皮皮鞋。除此之外，他还有着一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悠然自得、和蔼可亲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爱德华时代拘谨的英国社会中并不多见，因此很容易解除人们的戒备之心。
　　但是直觉告诉迪尤必须保持警惕。通过背景调查，他知道克里平喜欢以“大夫”自称，但实际上他在医学方面仅具有一些皮毛的知识；自从1897年来到伦敦之后，他一直靠以邮购的方式卖假药勉强度日。据说克里平在经济方面是个冒险家。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显示，他现在正面临着被一场债务海啸所吞没的危险。
　　迪尤说明了他的来意。克里平的妻子是一个外表邋遢、事业上极为失败，但却陶醉于自己艺名——贝尔·埃尔摩尔——的杂耍歌手。最近她的朋友与苏格兰场取得了联系，因为他们对她的神秘失踪感到非常担心。在1月底到现在的5个月中，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最初克里平安慰他们说，她已经回到了她的家乡美国。然后在3月份，克里平眼含着泪水，用哽咽的声音告诉了他们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噩耗：贝尔已经死于双重胸膜肺炎。听到这个消息后，贝尔的朋友最初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置信。但是当得知克里平刚刚丧妻就将一个小自己20岁的女人带回家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气愤不已，并且开始对克里平所讲的故事产生了怀疑。在那个年代，人们远不如今天这么宽容。克里平的打字员埃塞尔·勒尼夫摇身一变就成为他的姘妇，其速度之快让他们无法接受。更让他们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她还经常厚颜无耻地穿戴着那个失踪女人的首饰和毛皮衣服到处炫耀。
　　当迪尤以枯燥的语调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克里平不安地挪动着身体。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似乎正在衡量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选择，然后叹了口气说道：“我想最好还是跟你说实话。”迪尤严肃地点了点头。克里平继续说道：“我所讲述的有关我妻子去世的消息是假的。据我所知，她目前还活着。”他坦白说，他所编造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烟幕弹，其目的是掩盖一个令自己感到十分尴尬的丑闻：他的妻子是一个酒鬼，并且在他们麻烦不断的婚姻关系中一直在与别的男人通奸。这次她与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一名前职业拳击手私奔到了芝加哥。
　　迪尤认真地倾听着克里平所讲述的这个漫长而又俗丽的家庭传奇故事。长期被老婆戴绿帽子的克里平因为懦弱而不敢承认事实——这听起来非常可信。迪尤后来承认，他当时对于这个满脸羞愧、站在自己面前不安地挪动着身体的小男人充满了同情。即使贝尔最亲密的朋友也承认，贝尔在喝醉酒之后，她的舌头会变得像水母一样恶毒，而她几乎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她恶毒的言语主要是由事业上的挫折所引起的——无数次失败的面试是会对一个人的灵魂产生这样的影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把怒火发泄到了她那可怜的像虾米一样缩头缩尾的丈夫身上，尤其是她的丈夫在经过多年默默的忍受之后终于奋起反抗，开始了自己的一段婚外恋情。
　　尽管对克里平非常同情，但迪尤仍然是一个头脑冷静的警察。他严厉地警告克里平，今后不许再向他人重复这种愚蠢的谎言。羞愧而又悔恨的克里平低声下气地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愚蠢的。讯问在非常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午餐，很显然克里平在享用他的那份牛排的时候胃口极佳。然后迪尤和克里平一起来到了后者位于西尔德洛普月牙街39号的住宅，那是位于卡姆登的一座毫无特色的别墅。迪尤在这所房子的各个房问和柜子里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于是就离开了。在临走时他警告克里平说，这个案子只有在贝尔的下落得到证实之后才算了结。但是私下里他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也并不太在意。这个案件明显是一场家庭风波，虽然对当事人来说是一场悲剧，但并不是警察所关心的事情。迪尤在脑子里将这个案子放进了贴有“浪费时间”这一标签的档案柜中，然后就回到了苏格兰场。
　　嫌疑人潜逃
　　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10日，这位首席审查官遇到了其职业生涯中最让他感到震惊的事情：那天他来到西尔德洛普月牙街39号，想和克里平澄清一些事情，结果却发现那里已是人去楼空，只剩下了一个克里平在前不久才雇用的法国女仆。这个女仆看上去非常激动，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解释说，房子的主人在前一天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并且他把埃塞尔也带走了。
　　迪尤怒发冲冠。毫无疑问，他被骗了。克里平肯定是出于害怕才逃跑的。但是他到底怕的是什么呢？迪尤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发现了几个被遗弃在那里的、装了一半衣服和物品的行李箱，这表明克里平在走的时候是多么的惊慌和匆忙。迪尤的直觉在向他大声疾呼：贝尔失踪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座三层楼的房子的某个地方——这所房子丑陋的粉红色装潢和俗气的窗帘使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妓院而不像是一个住家。迪尤挽起袖子，抓起一把铁锹，开始在后院挖了起来。同时，他下达命令，对这所房子进行彻底搜查，如果必要的话，每一块砖头都不能放过。
　　那时正值闷热的夏天。搜查人员挥汗如雨地在这所房子中整整干了两个整天，结果却一无所获。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或者任何可以揭示克里平匆忙逃跑的原因的线索。
　　在第三天，已经筋疲力尽并接近放弃的迪尤回到了那所房子中，打算最后看一下位于前门台阶下面的煤窖。突然，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铺在地上的一块石板似乎有些松动。他拿起一根撬铁，撬起了那块石板。一股无疑是腐尸的气息从地下冒了出来。迪尤立刻大声命令警察开始挖掘。在挖到地下8英寸的地方，他们的铁锹铲到了一些柔软、油腻的东西。一股扑鼻而来的恶臭使警察们纷纷扔下铁锹，朝着出口的方向逃窜。出了地窖之后，这些几乎被熏死的警察跑到院子里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讨了好几分钟之后，迪尤喝下一小瓶专为这种场合准备的白兰地，壮起胆子，回到了那个地窖，朝着那个可怕的土坑看了下去。
　　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一个司法证据专家小组来到了西尔德洛普月牙街39号——它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地址。这个小组由61岁的内政部病理学家奥古斯塔斯·J·佩伯带领。无论按照经验、学术、实践还是司法的标准，佩伯都是英格兰最重要的法医学专家，他曾经在无数个谋杀案审判中出庭作证，直到最近，他还在英格兰最好的教学医院——位于帕丁顿的圣玛丽医学院担任首席住院病理学家。但是日益增长的年龄和日益繁重的案件调查工作迫使他从该医学院退了下来。与佩伯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另外两名圣玛丽医学院的成员：阿瑟。皮尔逊．勒夫和威廉·威尔科克斯。前者是一位化学家，在内政部担任高级分析员。后者是这3位中最年轻，也可以说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个。他能够以同样熟练的程度运用解剖刀和试管，但是对于他来说，实验室的工作比停尸房的工作更具吸引力。佩伯、勒夫和威尔科克斯代表了20世纪初期英国司法证据科学的顶峰。而内政部和苏格兰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则意味着，每当发生复杂的谋杀案的时候，被叫到现场的总是来自圣玛丽医学院的这3位专家。
　　然而今天，那些看着司法证据专家小组走进西尔德洛普月牙街39号的记者们注意到这个小组中多了一名成员。他身材高大，表情谨慎，下颚宽大，体格健壮。并且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让记者感到有些气恼。他们搔着头皮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隐约记得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曾在伦敦某些通风条件良好的验尸官法庭作过证，但是恐怕他们中间没有一人能够说出他的名字。

序
导言
第一章 初露锋芒
第二章 战争中的病理学家
第三章 索霍的屠夫
第四章 杂草中的砒霜
第五章 人体拼图
第六章 自杀还是他杀
第七章 受到围攻
第八章 几乎完美的谋杀
第九章 装着尸体的行李箱
第十章 黑暗的十年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