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时珍墓志》，全称《伪齐在京为前玉释褐辟任齐安感戍主俗赠车骑将军时珍墓志》，刻于宣政元年（578），清光绪七年（1881）山东诸城出土，现存西安碑林。书法结构稚拙，笔法率真，随意坦然，若不经心。
北朝书法除刻石之外，历年考古发现的写经、文书已十分可观。写经书法被称为“经生体”，这种技术特征很强的小楷自魏晋，经南北朝至唐宋一直流传有千年之久，自可为楷书的一支劲旅。
统观楷书的发展时期，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书法的审美追求与风格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如河南洛阳的“龙门体”“亡B山体”；河西地区（今新疆、宁夏以及甘肃、青海的一部分）的“北凉体”；以山东云峰山、天柱山刻石为代表的“云峰体”等等。都可以见到地域书风对书家群的影响，也可从中窥见楷书在发展过程中风格与技法的演变规律。
第三节楷书的鼎盛时期
南北朝楷书的绚丽多姿与技法的逐渐完备为楷书走向辉煌奠定了基础，由隋至唐是楷书达到极盛的一个历史节点。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楷书在技法上的高度成熟与创作走向程式化；二是典型书家的典型楷书风格作为一种模式的确立；三是以书法家个人楷书风格的形式特征作为书体流派并以个人名命楷书风格类型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切说明了楷书的极盛与社会的推动以及书法家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唐代一些大书家社会地位的确立几乎都是以楷书作为支撑的。可以说，研究唐代以前的楷书，一般多是着眼于作品，而对书家则不太注意甚至略而不论，这固然是因为彼时的传世作品如碑刻等大多不留书者姓名，然而这正是书家社会地位还不高的原因所致——这里不是指其政治地位如官职身份等。而唐代以及唐代以后的楷书及其他书体研究，则首先是要着眼于书家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一些著名书家大都是达官显贵，而是书法艺术的人本立场愈加突出，这样作品就成为系于书家人格品位之下的研究材料。这种人本艺术研究立场既反映了书法艺术愈来愈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栖居地，也反映了楷书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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