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从担任经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时起，就得到手下学者同仁的帮助和支持，对政府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上首相后，自然可以一气呵成，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从心理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居然愿意跟随撒切尔夫人进行大胆的改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当一位政治家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国民也会跟随。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也曾经坚决推行被称为“里根革命”的“小政府改革”。由此可见，当突然出现一位异于常人的政治家时，实施大规模改革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但是，虽然改革的最终结果可以带来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但在这个过程中，却要伴随着失业率增加、企业破产等副作用。立志改革的政治家不仅要将这些负面影响端上台面，而且必须深入思考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撒切尔夫人在改革前学习了7年，日本的政治家要想改革，至少也要花5年时间对政策进行彻底研究。
我与日本的政治家经常往来，在我看来，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容易吸引大众媒体的“标语”，几乎没有人试图对我提出的建议进行深入研究。当然，年轻的政治家当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人才，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是“日美安保条约”或者《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专家，几乎没有人研究经济、管理，以及站在百姓生活的角度研究社会系统的改革问题。他们误以为世情就是舆论，新闻记者报道的事情就是重要的问题。其实没有声音的声音正是百姓的哭声。
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大脑里应该已经有具体的构想：该把这个国家领向何方？该为这个国家的百姓提供怎样的生活？在国际社会中日本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太多的政治家只是百姓说什么，记在本子上，然后喊喊口号。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研究世界和本国的未来，脑子里就不可能形成政治构想。现在成为政治家只有“皮包、黑板、地盘”三条路，根本不可能研究世界和未来。社会具有连续性，在不需要大的变革的稳定社会里，以上述方式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就可以做好工作，但考虑到当前日本的状况及世界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我们只能期待一位异于常人的新型政治家出现了。
日本最需要做的是彻底消除法规限制，建立“小政府”，将日本引向生活消费大国的方向。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设置一个能让经济保持良好势头持续发展的新机制。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建议，将老年人所持有的存在银行不动的金融资产分配给年青一代及引进免税债等都是其中的例子。
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官员、财经界构成利益的“铁三角”，加上大众传媒和御用学者就是“铁五角”，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检。察院及国税局甚至律师也加入这个利益圈的话，那就形成了“铁八角”。其结果是，日本的政界充斥着“大政府”的主张，完全淹没了以建立“小政府”为目标的讨论。
小泉首相高喊着“结构改革没有不能碰的禁区”，表面上是“小政府”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摆摆姿态，喊喊口号，没有一项改革措施是为百姓、为日本的未来着想。小泉首相只是在政治上策略性地使用了“改革”这个词而已。
经营不善应该解体的道路公团，通过小泉首相的“民营化”找到了存在的正当性，早就失去存在价值的“邮政三事业(邮递、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也得以苟延残喘。而“三位一体改革”(国家和地方共同财政税政改革)也因为财源减少，就把责任推给地方，与重整经济完全没有关系。小泉首相改革的6年对日本来说，只是浪费的时间又增加了而已。
可以说，小泉首相不是推动改革的领导人，他只是以改革之名行扳倒政敌之实的独裁者。他的继任者安倍提出的“美丽国家”的构想，其原型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的极权主义时代的日本。两个人都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领导人。两人的共通之处在于，在“21世纪该把日本建设成为怎样的国家”这个命题上，都没有站在全球的角度为日本找到合适的定位，并提出恰当的构想。两人做的，只是针对眼前突显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案而已。
安倍的继任者福田，似乎只是凭着自民党过去一贯的平衡感觉来推出政策，欠缺新意。政策方面，各种方向、各种选择都有。两边兼顾，其结果是进退两难。
日本人不仅集体智商低，而且总体上很保守。当世界发生改变时，虽然知道自己也该跟着改变，但心理上又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尽量不要改变，想办法维持现状就好。面对百姓如此保守的观念，必须出现一位名望极高的政治家，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把日本建设得更好，而且我们绝对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这样的政治人物，哪怕只有一位也行。因为日本人有一种精神，一旦开始朝着改变的方向前进，就会一鼓作气，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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