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时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何炳棣教授曾在他当年的主席致辞《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总结了清史研究的状况。在此之后的30年间,由于受当代民族主义和民族研究等问题的直接影响,学者们对于清朝统治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重要的转变。在本文中,我将分析最近几年的清史研究著作,将当代的研究范式与何炳棣教授致辞中提出的相比较,评价它们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影响。<br> 虽然清朝在行政中同时使用汉文和满文,但是许多学者忽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指出它们仅仅是对汉文文献的复制。这个观点被白彬菊所反驳,她在调查了军机处档案目录之后,得出“许多满文档案并没有被翻译成汉文,这些满文档案很多都是在清代中期甚至是后期制作的”之结论。<br> 对于满文档案的新研究揭示了这些文献是清代中前期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文献的流通常常避开汉族官吏。直至嘉庆年间(1796-1820),朝廷还要求八旗官员,驻防东北、西北地区的将军,以及收到满文上谕的满洲官员,在奏折中要使用满文。这些满文奏折,廷寄上谕,以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满文档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它们的价值还没有被学者们充分发掘。<br> 近来由于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和出版了更多的满文档案,对学术研究多有促进。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77年出版的康熙朝满文奏折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利用该档案。尽管其他朝满文奏折尚未出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馆藏档案也已经于80年代向学者开放。清史研究的新进展也为学者们解读这些文献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世界各地满文资料目录索引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各旗零散满文档案的信息。新出版的各类满汉词典以及对部分满文文献的翻译也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研究。<br> 在最近十几年,学者们利用汉文清史文献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大清会典》和各朝实录,以及作为各朝实录的补充资料的各朝起居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重新出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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