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誌，1964年10月出生，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班，经济学硕士。曾从事过建筑施工技术工作以及共青团和学生工作、省委政策研究工作、地级市主要领导的秘书工作等，曾任过设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副书记、省委重点党刊的常务副主编等职务，现为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作者由于长期在党委部门工作，发表过许多“政策研究”文章和“政策建议”，有的直接进入高层决策。1991-1995年，参加福建省“石狮综合研究”课题组，持续和深入研究当时“争议”、“非议”比较多的石狮发展问题，独立完成“民间资本推动下的经济成长方式”、“自由企业制度”、“走向市场经济的政治秩序”、“农村城市化”等，并于1996年10月，合著出版了《石狮：大变迁与新趋势》（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鲜活的素材和新颖的理论，引起了有关部门特别是政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权力深喉》意在从“强权”、“民主”、“人格”这三个关键词侵入，解读领导者运作权力或者驾驭权力的“秘笈”。“深喉”是上世纪70年代初轰动世界的第一部作为改变美国人性观念的情色电影名字，随后又在尼克松“水门事件”中被广为引用而成为一个不朽的名词。“深喉”一般是指事件背后所发出的更深层次的声音。 　　“新权威”曾作为主流政治思想风行世界政坛。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和普京，从前苏联的解体到俄罗斯的复兴，世界上哪个国家、哪段历史、哪个元首，能如此充满“戏剧”般的变幻莫测、跌宕起伏，“民主”与“解体”、“新思维”与“新沙皇”、“集权”与“极权”，如碎片般掠过他们的思想和实践。 　　民主是“人人即主人”的悖论，现实中很难准确掌控。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炮制“天鹅绒革命”和实施“先发制人”战略，不断向外输出民主，实现其称霸意图，结果却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主赤字”，尤以乌克兰等中亚国家“天鹅绒”般的“颜色革命”和伊拉克战后艰难的政治重建最为典型。 　　领袖们都有非凡的特质和魅力，但并非完人，也会犯错误。只是由于他们的人格浮游在权力与人性之间，影响无处不在、困扰至深，有的因人格缺陷而浮沉政坛、有的因私欲膨胀而惨遭唾弃、甚至有的因滥用权力而不得善终，其中以克林顿、萨达姆和藤森最具代表性。

　　第一部分　强权的碎片 　　统治从语义上说，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控制社会，二是一事物因占有绝对优势而支配其他事物。 　　在现代国家统治的过程，面对复杂的局势，人们非常渴望“强势的政权”。这是国际外交尊严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定稳定的需要，更是人们处于纷繁社会的精神需要。曾几何时，“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思潮成为主流，就是这种渴望的思想注解。“新权威”——“无畏、无常、无极”是现代统治的必备元素。当然，由于有“独裁”、“专制”的历史过程，领袖们往往游离其间，站不到“临界点”，成功与失败自然就如影随形。 　　从前苏联的解体到俄罗斯的复兴，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和普京，世界上从没有哪个国家、哪段历史、哪个元首，能如此充满“戏剧”般的变幻莫测、跌宕起伏，“民主”与“解体”、“新思维”与“新沙皇”、“集权”与“极权”，如碎片般掠过他们的思想和实践。 　　如果我们尊重理想，就应该理解并宽容戈尔巴乔夫； 　　如果我们选择功利，就应该敬佩并学习叶利钦； 　　如果我们珍惜机缘，就应该思考并实践普京。 　　戈尔巴乔夫：变革者无畏 　　无畏是强权之“气”。 　　理想是政治家心灵中永恒的天道，但这个天道，是作为抽象的原理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行为准则来展现的。在理想主义的冲动折磨精神的时候，政治家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意志清醒地妥协。 　　戈尔巴乔夫按绝对理想来行事，他致力于改革的决心、勇气都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他没有领悟到改革的限度，没有以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想方设法控制住改革中的诸多变数。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不会解体？一个曾经有过无限荣光、主宰过半个地球的大帝国，顷刻之间化为历史，难免会引来人们无限的感伤、嗟叹和猜测，人们又不能不把疑问聚集在帝国的领导者身上，特别是最高掌权者在其中的作用。 　　无疑，低估领导人物对国家、世界与历史的影响是错误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加速历史中本就存在的那些活动因素，从而看起来，像是他们“创造了历史”。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中本身就已存在的机缘，也可能会因这样那样的催化剂，导演出类似的过程与结果的。 　　“哪个林子都有一个小灌木丛” 　　从列宁算起，戈尔巴乔夫应是第7位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1978年11月26日是个星期天，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一友人家中参加生日宴会，佳肴美酒，觥筹交错，不知不觉已到了傍晚，这时才听说勃列日涅夫的“宠臣”契尔年科手下的人找他找了一整天。契尔年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勃列日涅夫明天打算在全会上建议选你当中央书记。” 　　为什么单单选中戈尔巴乔夫了呢？照契尔年科的说法是：“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原来，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猝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即开始物色接替者。他希望新人进入领导圈后不致打破内部原有的力量平衡，因此特别害怕把人选错，留下后患。当然，年龄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当政”的现象相当严重，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接近70岁。或者说，库拉科夫的接替者一定得是个年轻的。 　　1978年，戈尔巴乔夫才47岁。 　　实际上，是安德罗波夫的赏识，为戈尔巴乔夫的“上升”搭就了阶梯。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来到全苏最好的肾病患者疗养院所在地热列兹诺沃茨克市，他与戈尔巴乔夫在此初次相识。热列兹诺沃茨克与遐迩闻名的其他高加索矿泉水疗养院均位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戈尔巴乔夫时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所以就有机会与来自中央的大人物接触和交往。两人曾数次结伴同游，在幽静的林间小路上散步，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交谈。 　　据安德罗波夫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颇有好感，推崇备至。他说，现今党和国务活动家中，未必找得出才华出众、可以解决国家难题的领导人，不过一大批深知我们的生活必须有所改变的年轻共产党人正在成长起来，边远地区已经涌现出这样一位领导人，他能够担当对我国最主要的部门——长期落后的农业进行改革的重任。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赞不绝口：“这个人天生有才，是个不可多得的组织家，对农业了如指掌，曾长期在基层干农活，后来才调上来做党的工作。一个坚定、彻底、勇敢的共产党人。总之，正是目前所需要的人，一个来自田间地头的党的组织家。” 　　1978年7月，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去世。正值收割大忙季节，急需补选一名中央书记来接替库拉科夫的工作。安德罗波夫推荐了戈尔巴乔夫。然而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都并不急于支持这个提名。因为戈尔巴乔夫不仅与安德罗波夫的关系很好，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对手柯西金关系也不错。由于没有其他人选，勃列日涅夫同意搞一次“相亲”。 　　1978年9月，很少有人去注意塔斯社的一则短消息，它刊登在各家报纸上，内容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及其助手契尔年科乘车前往巴库途中，在矿水城车站停留几个小时，与在疗养院休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安德罗波夫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和谈话。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去巴库，参加授予阿塞拜疆首府列宁勋章的庆典，由契尔年科陪同。每当火车在沿途停留时，当地领导都出来迎接。勃列日涅夫在顿涅茨克会见了州委第一书记卡丘拉，在罗斯托夫会见了邦达连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高加索车站会见了梅杜诺夫。 　　当天晚上，专车抵达矿水城车站。由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执委会主席塔拉诺夫迎接。矿水城车站十分舒适可爱，但是不大，极易一晃而过……那是个温暖的夜晚，群山的轮廓依稀可辨，市区灯火点点，天上缀满大颗的星星。 　　万籁俱寂，只有驶临矿水城的火车打破了宁静。列车平稳地停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下火车，过了不一会儿，身着运动服的契尔年科也下了车。塔拉诺夫向总书记问过好后走到一旁，于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四个人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漫步……戈尔巴乔夫是从基斯洛沃茨克与安德罗波夫同乘一辆吉尔车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往常完全一样。他仿佛是顺便提了一句：“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然而谈话并不投机。在寒暄问好和不疼不痒的关于安德罗波夫的健康和休假的话语之后，就开始冷场了。戈尔巴乔夫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 　　勃列日涅夫只向戈尔巴乔夫提了几个关于收成和斯塔夫罗波尔运河建设情况的问题，而对于答话却心不在焉。契尔年科没有参加谈话。会见结束了，勃列日涅夫登上火车后，忽然问安德罗波夫：“讲话如何？”“不错，不错。”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戈尔巴乔夫不解其意，到了回去的路上，安德罗波夫才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这是中风和几次轻微中风带来的后果。总之，这次会见让戈尔巴乔夫感到十分奇怪，安德罗波夫却很满意。 　　1978年ll月27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分管农业。 　　1980年，戈尔巴乔夫当选政治局委员，仍然担任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后，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要像哪一天让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据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沃尔斯基讲，安德罗波夫临终前两个月，在病床上审阅为他起草的苏共中央全会发言稿时，加了两条。第二条是：“中央委员同志们，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当前这个阶段我无法积极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工作。我认为必须向大家讲实话：这个阶段会拖很长时间，因此我请求苏共中央全会审议这个问题，并委戈尔巴乔夫同志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然而，全会上散发的发言稿竟缺了这段话。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由契尔年科接替。直至一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才终于来了。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病逝，此时戈尔巴乔夫已是众望所归，没费什么周折就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自列宁以来第7位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苏共的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了后来已经不仅是极权了，而是推到了极致，个人的升迁从下往上走，几率越来越低，偶然的因素越来越难以捉摸。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从一名一般的共青团干部成长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更多的来自个人的能力和不懈的奋斗，那么，戈尔巴乔夫能当选苏共中央书记，确实是出乎意料的。因为，许多同级别的甚至比他更有优势的人都和他一样努力过，却没有比他幸运的。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为此一跳作了精准的铺垫。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 　　1978年8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话。 　　“你的情况如何？” 　　“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我也同意列宁的意见。”安德罗波夫嘲讽地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宁……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 　　安德罗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小灌木丛”。 　　1978年的“一跳”，戈尔巴乔夫已然穿越了“灌木丛”，至于日后穿越苏联老人政治的“森林”，只是时间问题了。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苏联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领导的两个极其短暂的时期。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新一代的党中央总书记，结束了苏联28个月的新老权力交替过程，苏联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这个国家很像是烧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可以说是“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经济危机。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步入经济长期衰退的困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依靠对资源的无限掠夺和限制消费取得的高增长率，到70年代中期以后无法维持下去了。这种经济危机不是某一领域内的局部短期危机，而是全局性的长期危机。 　　苏联虽然号称“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主要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经过70多年建设，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人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苏联实行控制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而且，主要消费“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未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确认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常多，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特别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对维护领导班子的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见解。现在明白了，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谈话”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好一阵数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谈话的继续，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而出： 　　“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对我的“晴天霹雳”习惯了的安德罗波夫大惑不解地答道。 　　“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 　　应当说，当时在年龄方面政治局内的形势相当紧张。人们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 　　安德罗波夫大笑：“你把我们说得……” 　　“我不是指您，不过这个问题可是得考虑了。您看看吧，书记的情况也一样，还有地方上……” 　　安德罗波夫开始讲他的观点：如果提拔上岁数的人，这样的人已有经历，也有经验，却没有野心。而所有的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 　　“这可是列宁干部学说的新发展。我一直以为任何时候都必须搞新老干部结合。这样就成了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险主义，又可以防止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 　　“这都是理论，生活中不是这么回事。”安德罗波夫不以为然。 　　“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列宁的意见。” 　　“我也同意列宁的意见。”安德罗波夫嘲讽地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宁……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 　　安德罗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小灌木丛”。 　　1978年的“一跳”，戈尔巴乔夫已然穿越了“灌木丛”，至于日后穿越苏联老人政治的“森林”，只是时间问题了。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苏联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领导的两个极其短暂的时期。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新一代的党中央总书记，结束了苏联28个月的新老权力交替过程，苏联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部分　强权的碎片 戈尔巴乔夫：变革者无畏 “哪个林子都有一个小灌木丛” “这个国家很像是烧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 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 族际危机 国际危机 “多一点光亮” 改革社会主义理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 改革经济体制：“完全的市场经济” 改革政治体制：“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 世界战略格局：“国际关系新思维” “我好像总是撞在没有门窗的墙上” 从加速发展战略到根本改革政治体制：传统模式不能承受之“重” 戈尔巴乔夫不能承受之“痛”：妥协的梦魇 从赫鲁晓夫“综合征”到苏共的政治“绝唱”：俄罗斯主权宣言 戈尔巴乔夫的无奈选择：全民公决和新奥加廖沃进程 红星的陨落：“8·19”事件 “政治应当是洁净无私的” “理想主义”政治家的权力“困局”与现实“困境” 改革的理想冲动及其限度 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模式 叶利钦：权术者无常 将意志握在拳中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最关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 叶利钦：“我已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 战而胜之：“天生的政治家在整盘棋开始时就锁定了最终目标” 从民主旗手到专制君主 一个没有思想的政治家：“民主拯救者” 把意志注入权术：从纷繁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拎出要害并解决它 超级总统制：“新权威主义”帝国 “惯有的激情、抗争的意志使我不再犹豫”：再度竞选总统 换总理像换衬衫一样：“新沙皇”鲍里斯 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专制的历史烙印 “民主”的想象止于“极权”：一种实用的统治谋略 “我想请求你们原谅”：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普京：善弈者无极 普京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最需要的位置上的 “你还不知道他已掌握你了，可你对他却一无所知”：克格勃生涯 圣彼得堡的“灰衣主教” 普京：最强硬也最稳定、最可靠也最忠诚的接班人和继承入 “照看好俄罗斯” 衰弱的经济遗产 可怕的政治遗产 僵硬的外交遗产 改造和更新政权机器 坚决清剿车臣非法武装 果断反省过去筹划未来 “强国富民”赢得民众 告别“虚幻大国”地位 “政治的艺术就在于必要与可能之间找到黄金中点” 建设中央集权的俄罗斯 金钱与权力的对决：“决不允许任何人要挟国家” 解散卡西亚诺夫政府：与“叶利钦时代”彻底割裂 “新俄罗斯思想” “均衡政治格局中的强势”：集权的主构架 “柔道式”的外交空间：抗衡、平衡、均衡 伟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军事 “我是彼得大帝”：给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 “普京主义”：以民主形式实现集权 “普京路线”：强人、强势、强国 “普京情结”：以精神领袖蔓延魅力 历史与未来的“交锋” 统治≠强权：治道的解析 从统治到治理：“矩阵力学” 戈尔巴乔夫：“理论力学” 叶利钦：“技术力学” 普京：“结构力学” “可控民主”：在必要与可能间的“新权威”浮标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用铁箍把木桶箍在一起” “可控民主”：普京版“新权威”的诠释与实证 从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我们将自主决定在民主道路上前进的方位和速度” 第二部分　民主的碎片 乌克兰：天鹅绒革命 “向东走，向西走” 我们都以民主的方式对决 “东”“西”两种走向 “通过法律手段和政治对话来化解危机” 我们必须团结乌克兰，而不是分裂乌克兰 栗树开出玫瑰：“天鹅绒”般的“橙色革命” 地缘政治夹缝中的缓冲地带：乌克兰的战略地位 乌克兰的艰难选择 乌克兰大选的背后 美国与欧盟联手步步紧逼 俄罗斯从强硬转向退守的无奈妥协 尤先科大选翻盘的民主“解构” “挥着翅膀的民主” 族群的割裂或者弥合：民主边缘化 乌克兰“橙色政权”的内部分裂：作为政治盟友或者劲敌更加“脆弱”和更易转换 乌克兰“民主危机”的宪政反应：作为制度的制衡或者秩序更加“脆弱”和更易冲突 权力的较量或者妥协：民主无止境 伊拉克：萤火虫在飞 裹着血腥和动荡的“民主”：乱象丛生 曾经富饶繁荣的伊拉克　。 萨达姆：“错位枭雄”使伊拉克满目疮痍 乱象丛生：大选前暴力浪潮汹涌 乱象丛生：新的伊拉克战争 乱象丛生：反美武装对峙和教派政党争斗交错 伊拉克大选前乱象丛生的政治指向 “我们梦想有一个和平独立的伊拉克” 伊拉克战后重建第一次大选：—个未知但又必须开始的民主棋局 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的民主“路线图” “民主”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博弈乱局的“棋子” 谁主宰伊拉克“民主”棋局 伊拉克“民主”棋局触动众多国家的敏感神经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伊拉克战后主权、宗教、政党的非均衡政治重建：“民主”沼泽地 伊拉克政治重建的“乱局”：无战线的“战争” 美国“输出民主”的“颓局”：输不起的战争 内争外扰和解难求：何时才能看见伊拉克“民主隧道”的亮光 悖论与博弈的“棋局” 后冷战时代的“民主版本”：民主的悖论或者宿命 “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美国导演“颜色革命”的手段 从“超越遏制”到“先发制人” “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 “民主赤字”：统治的开始，也是统治的结束 民主：作为统治的价值或者工具 民主之“衣”与威权之“线”：一种可行、过渡的实践 第三部分　人格的碎片 克林顿：完美的假定 总统的魅力：变革创造美国新神话 男人的魅力：健康、俊朗表象后面的道德缺失 过度早熟的童年：对女人的理解 被压抑的性：原始男性人格的压抑 缺乏良好父亲榜样的生活：童心未泯和人性化的总统 “拉链门事件”后遗症 “我知道历史总是被一遍一遍地重写” 萨达姆：错位的枭雄 “伊拉克人除非不站立，要站就站在世界顶峰”：民族英雄 “敢于下河的人就能够安全地游到彼岸” “我们不能走别人的老路，我们必须走一条崭新的道路……” “自治并非权宜之计” “只要是为了阿拉伯事业，我们伊拉克人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我挑战，所以我存在”：暴政枭雄 “那时，他让人感到温暖，然而，现在他整个人都变了” “如果有人胆敢反对萨达姆，他的每一位亲人都会遭殃”　， “棋漏一着，玩虎成鼠” “中东栋梁”与“中东恶魔”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世纪审判 伊拉克、阿拉伯国家、国际社会：“爱恨是非”萨达姆 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古代哈里发：“王国亡国”萨达姆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政治符号”萨达姆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灰烬之上 藤森：欲望的囚徒 “我是一台推土机”：藤森现象 藤森式“草根权术”：新一代领导人的竞选底线 藤森式“休克疗法”：新一代领导人的经济奇迹 藤森式“自我政变”：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威权 “藤森如果见好就收，也许会在秘鲁历史上留下比较完美的一页” 神秘录像带终结“藤森王朝” 王权背后的权力：“政治原子弹”制造者 “藤森王朝”的“爱人引爆” “权力孤独”：最强者也不能永远做主人 权力与人性的“求证” 政治人格：浮游在权力与人性之间 在历史坐标系中的领袖们 在金权的刀锋上起舞：田中角荣、竹下登 在极权的刀锋上起舞：赫鲁晓夫 在民权的刀锋上起舞：巴列维 在法权的刀锋上起舞：米洛舍维奇等 跟领袖们握手：“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