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力冲击（上）（1830－1850）
第一节 中英争端的扩大
一、英国的新举措
海运大开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触已两世纪，彼此互感不满。中国虽无调整之意，英国则已不耐，认为非变不可。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渐次完成，机器化的生产大量增加，市场固待开扩，原料亦须争取。同时交通革命方兴未艾，火车开始行驶，轮船利于致远，自欧洲东来时间缩短，一时虽不能大量使用，要为时不久。制海权业已掌握军备日强，印度早为所有，1824年又占领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加坡，控制了东人太平洋的海道要冲，在在使英人不安于现状。地大物博的中国门户必须进一步地打开，中西的关系必须修正，无论中国是否情愿，已是势在必行。
过去英国的东方贸易，由伦敦商人组成的东印度公司独占，利益归其独享。当英王给予特许状时，尚无大异议。17世纪末年，渐不受尊重，18世纪曾遭抨击，印度的散商（港脚商）同声应和，主张自由贸易。因工业革命而新兴的英国工商城市，反对公司尤力，经济学家亦高唱放任论。1813年，英政府取消了公司在印度的专利权，仍保留对华贸易特权。新兴的工商城市继续指责公司业务未能适应新工业产品的销售，近年对华商务停滞，而采行竞争制度的美国，1818年以来的对华贸易额则增加一倍；公司在印度的专利权废止后，十五年间，贸易额提高三倍，马来海峡提高四倍，凡此均为独占制度为害的明证。公司辩称，对华贸易之无大进展，是因为广州公行的垄断，中国口岸的限制，和苛索与重税，如果施行自由贸易，中英纠纷势将益多。这些理由并不能缓和各方面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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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
“他晚年所著《近代中国史纲》是一种简约通识读本，我们近代史家同道，恐怕能参阅，甚难超越……但我也肯定说，我们每个都做了他晚年所作的《近代中国史纲》，因为这是量宇师一生识力简化表达的一个成品，后于无法做得到。”
——王尔敏（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代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