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本书以各个专门史学领域的“中唐－北宋”连贯说为逻辑起点，以中唐一北宋诗学的典范选择为理论框架，以中唐北宋人对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贾岛、李商隐这些诗学典范的选择、因革过程为研究路径，追溯了中晚唐诗歌里的新变因子，也追踪了这些因子在北宋诗里的继承程度和演变轨迹。
北宋人成熟的典范意识或日诗学上的古典主义原则指导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共同选择的作诗典范则维系着中唐－北宋的诗歌血脉。宋调在北宋成熟、定型，而随着文化的衰落、初兴、繁盛，白居易与贾岛、李商隐和韩愈或先或后、或浅或深地影响了北宋的诗学理论和实践，中晚唐诗人的诗学精神贯穿于北宋的诗学历程，并促进了“宋调”的最终确立。而开创中唐－北宋诗歌新局面的先锋则是杜甫。此外，在中唐到北宋的诗学时空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有时甚至是最高的创作典范，那就是陶渊明。典范的选择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晚唐诗歌和北宋诗歌因此而被联接到同一个链条。结合古文和词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唐到北宋的文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不应因朝代的变迁而把它们硬性分开。汤用彤指出：“夫历史变迁，常具继续性，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渐进；”②此论也适用于文学史分期的研究。
这场“宋调运动”以陶渊明为共同典范，由杜甫导夫先路，以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创作为第一次高峰，以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为第二次高峰。在两宋之交，苏、黄的作品本身也成为典范。苏轼在当时已经被尊为文化高峰、文坛典范，并以之为师范形成了网络宽广的文人集团“苏门”。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以杜甫、黄庭坚为师范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这些都已经是文学史的常识。至于苏、黄并称并共同被尊为典范，也发生在北宋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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