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柯杨先生的《洮岷花儿研究》，下编为武文先生的《西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上编由11篇文章构成，内容包括花儿溯源、花儿程式、花儿流布的区域与格律、花儿的演唱者与听众、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及具有代表性的回族花儿、花儿与农家生活、苏皖古俗在洮河流域的遗存、花儿的回顾与前瞻，以及花儿研究在国外，可以说大致勾勒出西北花儿研究的谱系，使读者从中领略并了解西北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奇葩。论文写得深入浅出，史料爬梳与田野考察相得益彰，立论严谨，且言之有据，令人信服。下编也由11篇论文构成，内容主要涉及西北民间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与风俗，作者多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之予以观照，探寻人类初民的奇妙幻想及其宗教、文化原型，论文写得精深宏阔，充分显示了论者的理论素养。

    清代乾、嘉时期甘肃狄道（今临洮）诗人吴镇（1721-1797年）曾写过许多描述家乡风土人情的诗歌，其中赞颂狄道、河州牡丹之盛的作品极多，如“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袍罕花称小洛阳，金城得此讵寻常”，“牡丹真富贵，狄道颇称雄，绝艳生天末，芳华比洛中”等等。清道光十二年所刊行之《兰州府志》中说：“花则牡丹、芍药，河州最胜，有数十种。”黄陶庵编撰之《导河县志》中也说：“牡丹载旧志，有数十种，近来培养得法，冠绝全省。”导河即今之临夏。庄泽宣在其《陇蜀之游》中写道：“（兰州节园）槎亭前后，牡丹颇多，含苞欲放。闻每花大可三四斤，每株可发花一二百朵，丰腴艳丽，为各地所无。”薛桂轮《西北视察日记》亦云：“西宁风景颇佳，有乩藏寺，……擅园林之胜，植牡丹一千余棵，分六百余种，凡洛阳以西之牡丹佳种，几尽为罗致。”又云“兰州西郊雷坛庙东有牡丹园，千高可二丈许，佳种甚多。”梦青所撰《梦青阁杂记》中，有“临夏花事”一节，描述更加生动、具体。其文曰：“陇上民间好花，无过临夏。兰州旧虽有所谓梨花馆，近年又有安宁堡桃花之游观，然种花者之动机，则在谋生，不为观赏也。园圃虽多，大半属于世家宦族，其民有之园，亦以芝花为生事，无鉴赏之雅兴也。临夏则不然，豪族大家无论矣，民家稍有隙地，则春夏牡丹、芍药，秋季新旧各菊（新指大丽花之类），无不精心培植，精益求精，以相比赛，毫无牟利之念。故彼间花事虽盛，而市上竟无花可买，可以观其消息矣。且不第不牟利己也，家有佳种或富于类者，在昔承平之时，每当花开之际，即主人折柬邀客之日，并大开门禁，任人参观，而一般平民，亦于此际鲜洁其衣履，提挈其眷属，遍往名园巡礼，评论优劣，津津乐道。得好评之家，兴致勃勃，不啻九锡之加，翌年若无他故，则必有进焉。当地谓此事日‘浪牡丹’，为一年花事之大典，余花则无其盛也。花开之际，每苦烈日暴风之摧残，故曩时皆备有天幕以御烈日，俾花期可以延长，今则此风恐非平民所能维持矣。”[5]这许多资料清楚地告诉我们，甘肃临夏、临洮、兰州以及青海西宁等地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有大量栽培牡丹的传统习俗，而以回族同胞为甚。清代陇上回族画家马虎臣，上承花卉画家徐熙之衣钵，旁掺南田笔意，花鸟虫鱼无不精妙，尤擅长画浓淡悉当、栩栩如生之墨牡丹，故时人以“马牡丹”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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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编 洮岷花儿研究柯杨
花儿溯源
花儿流布的区域及其格律
莲花山花儿程式论
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
——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
洮岷花儿与农家生活
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
具有代表性的回族花儿
——“出门人的歌”
新疆回族传统花儿琐议
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
花儿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花儿研究在国外

下编 西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武文
秦陇宗教文化的基本结构
德力兼容的社会型模：简论西王母的政治理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裕固族的宗教信仰
格萨尔原型断想
——从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看格萨尔其人
裕固族神话中的原始宗教“基因”于民俗中的遗传
裕固族《格萨尔故事》内涵及其原型
宇宙建构的奇妙幻想
——裕固族创世神话漫议
尧乎尔文学对裕固族历史的口承与补正
裕固族民间叙事诗中的民族自我意识
——再评《尧乎尔来自西州哈卓》
东乡族蛙精故事探考
招“夫”养夫的调查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