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陈村嫁娶图》画得生动逼真，诗人欣赏此画恍然进入画境，引起回忆和联想。首联以叙为主，上句点出自己的身份：一年以前曾在朱陈村所处的徐州地区为官，暗含有机会到当地农村去。下句紧承上句，意思更进一层，诗人曾下乡劝农，体恤农耕，亲自到过朱陈村。开头二句写出诗人对朱陈村有身临其境的观察和体会，这为下面的揭露批判和感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次联以议为主，揭露朱陈村官吏虐民的现状。县吏日夜催租索钱，农村萧条破残，此情此景再也不堪入画。诗中选取的虽是一个小小镜头，却能以小见大，十分典范，深刻揭示出今非昔比的痛苦变化。
王安石新法免役法、青苗法的推行工作，主要是依靠当时腐败的封建官僚机构。某些投机新法的上层官员和下属吏胥，便以新法“缘以为奸”。他们“要钱不要米”，唯钱是求，在新法施行过程中却往往操柄弄权，从中作弊，贪赃枉法，而使利息倍增，借新法以肥己。这就使新法在“便民”的同时，也有“扰民”的一面。“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宋史·食货志》）“谷贱已自伤农民，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宋会要·食货》十三）青苗法用钱收支，免役法要征收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等，钱荒问题确是新法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苏轼在地方任职，对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有较清醒的认识，所以出于同情人民，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动机，揭出新法的某些流弊，美刺规讽，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我们不能因为苏轼和王安石间政治观点的分歧而否定它。
苏轼经历“乌台诗案”文字狱政治灾难之后，火气消了许多，他出狱后写的第一首诗就发出了“平生文字为吾累”（《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二首》）的呼喊，并表示要听朋友的劝诫，“焚砚弃笔”，“闭口洗残债”（《孙莘老寄墨四首》之一），缄口不言，“慎勿及世事”（《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但是，诗人是具有一种封建士大夫极可宝贵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品质的。他曾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见《思堂记》和《录陶渊明诗后》）当他见到陈季常所蓄此幅古画，政治思想中的仁政、民本思想强烈地撞击心扉，技痒难熬，忍不住又来干预政治，颂古非今，批评时政。可见其获罪之后，并未引咎自责，忏悔度日，不屈不挠的立身操守品节，并不因受贬谪而有所改变，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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