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古注引李奇曰：“象，译也，蛮夷遣译，致福贡也。”先谦曰：“案即安也，荀子书案安同字。《王制》：西方日戎。高帝西都，先安抚之。”又曰：“《王制》：南方日蛮，东方日夷。不言北狄者，匈奴方为边患。《秋官·序官》：通夷狄之言者日象。蛮夷通使，民免兵祸，是致福也。祭祀归胙日致福，贡无福义，李说非。”笔者按，李奇说是，先谦说非。此数句正是说“祭祀之致福”，言四夷谴使致福，本悬拟之辞，而先谦将其事坐实，与汉初的求和政策联系在一起，无乃太过。《汉书·王莽传》：“昭章先帝之元功，明着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稀宗祀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此其义也。这句是说，惠帝修立宗祀之礼，以光大孝，这将使蛮夷竭欢，渐化端冕，各以其职奉珍助祭。
通过以上的析诂，我们不难看出，《安世房中歌》中出现的这六个“孝”字，乃是以上古天子立宗庙之义来阐释汉家天子（即孝惠帝）为高帝建立宗庙的行为，彰示其尊祖敬宗，报本反始的孝德，与所谓的高帝能以孝治天下并无关系。考《史》、《汉》，惠帝死后谥日孝，由此固可推知惠帝生前确实是努力推行孝治，而汉家自惠帝以下每帝皆称孝，又可推知惠帝确实是汉家孝治思想的首倡者，因此史家认为汉家孝治之推行实始于惠帝，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关于惠帝推行孝治的具体内容，诸史并无详载，《汉书·孝惠本纪》只列其事亲之孝行和发布“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之一项措施，其他则阙如，是以汉初推行孝治的实际情况，我们了解得并不多。根据《安世房中歌》的这六个“孝”字，我们终于可以认识到惠帝推行孝治的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就是以建立高庙为契机，把尊祖敬宗，报本反始作为大孝之根本，通过己身之孝来号召、影响全民之孝，达成以孝治天下的目的。相比之下，《汉书》所说的“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不过是惠帝推行孝治的一种利益奖励措施而已，而《安世房中歌》所着力表现的这些内容，才是惠帝孝治思想的核心和纲领。但是，像这样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惠帝却不用诏书的形式进行发布，而要在神圣的祖宗庙堂中，用庄严的乐歌歌唱出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笔者以为，发布形式的选择其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表明惠帝已不仅仅只是把孝治的推行当做国策，很大程度上已是将它视为汉家的家法，所以才不用诏书的形式而将其付之于庙乐来进行肯定，因为只有借祖宗神灵以神其事，方能使这项国策更显其重大，也才能使这一家法获得更大的权威性，而为后来继统者所遵从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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