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启蒙历史叙事的重现与转型
粗略看来，在古典小说的“民间历史主义”、当代革命小说的“红色历史主义”之后，寻根文学的历史观基本上可以称为是“启蒙历史主义”。从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看，80年代前期经历了“概念化历史”的有限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曾经产生过所谓伤痕／反思文学——但稍后，随着文化视野的获得，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思想视野的逐步扩展，同时更兼有新一轮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的突然高涨，反思历史的角度与视野发生了转移。
从观念与方法上看，在寻根小说的叙事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接近于新历史主义的因素，诸如对正统历史叙述模式的放弃与瓦解，对传统文化的边缘化、民间化与反主流的解释，还有类似于结构主义的历史认知方法，由民俗学的认识视角所导致的类似于“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的特点等等。但在价值论的层面上，仍然具有某种德里达所说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性质：对历史的追问与叙述中，仍隐含了某种“必然论”的理解，隐含了认为其可以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现实产生某种具体影响的“目的性”。所以，尽管它有“去历史化”和“去主流文化”的特征，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年代里启蒙主义思想实践的一个部分。
但寻根文学的历史叙事中，也隐含了根本性的悖论，这就是“叙述的对象”与“叙述的目的”之间的矛盾。很明显，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不同，寻根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五四式的背弃与批判，而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持有浪漫主义式的赞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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