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电递器的灵便，亦极奇怪，无论地球上哪个国度，科学无论如何发达，总没有从空中用电气递送对象的机器，不知如何发明？如此看来，那无线电报这种东西，又是没用了。
一百年之后，生活在“e时代”的我们再读这个科幻故事，不能不钦佩作者萧然郁生文学想象的料事如神。
这类当时被称作“科学小说”的文学创作，并非空穴来风，它之所以在清末兴起，与西方先进的器物及科学文化在古老中国登陆后的日渐普及有直接关系。正像侠人所说：“西洋小说尚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尚无此种”，原因在于“中国科学不兴之咎”，可是，一旦有了气候“以中国大小说家之笔叙科学，吾知其佳必远过于西洋”。这种气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外转内的发展过程。
1900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经过陈季同的弟妇薛绍薇翻译传人中国；在这部最早的科幻小说译本之后，“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的其他作品也相继在中国出版，比如：卢籍东所译的《海底旅行》（1902），梁启超所译的《十五小豪杰》（1902），鲁迅所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3），包天笑所译的《秘密使者》（1904）、奚若所译的《秘密海岛》（1905），等等。与此同时，徐念慈（东海觉我）不仅翻译了日本押川春浪的科幻小说《新舞台》（1904），美国西蒙纽加武的科幻小说《黑行星》（1905），还亲自操刀，在1905年6月发表了自称是“戏撰”的《新法螺先生谭》——这篇被认为是中国清末最早的科幻小说，以狂想之笔记叙了法螺先生漫游月球、火星、金星的奇遇，其中，许多新鲜的科学术语和有趣的知识演绎，乘着科幻的翅膀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飞翔。一年之后，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便紧随着这位“中国科幻小说之父”飞跃起来，上面谈到的“空中电递器”的小说预言，契合了徐念慈所倡导的中国科幻小说“本科学之理想，超载自然而促其进化者”的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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