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蒙在法兰克福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老人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挨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没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因为王蒙自己回国后的声明讲得很清楚，他只讲“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的”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陈晓明的“高度说”是有惊无险的“水平蹦极”
不知是因王蒙言论引起的是非触发了灵感，还是两心相印而和谐共鸣，陈晓明继王蒙之后，在其余音未绝之际，以“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其“最好的时候”唱和。
陈晓明近来发言和撰文均宣称：“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举了四点“高度”的标志定义。让我们试析之：其一，“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这不就是说作家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能力吗？有这个能力就达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难道说此前自《诗经》以来的数千年中国文学都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水平线下挣扎吗？其二，“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前半句不过是指作家能用汉语写小说，这也是当下中国作家的一个“标高”？而且还是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半句用三个“穿透”，细想起来不过是指某些作家可以写一些非现代非现实的非古董的文学；其三，“有能力以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以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这句话中的两个“如此独异”是与什么相比较、如何得出来的？陈晓明没有说，我们就不妄加揣测了，只是以“独异”怎么就能树立为“前所未有的高度”呢？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是独异的，他就比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高了吗？其四，“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深广”的尺度是什么？中国尺度？西方尺度？世界尺度？“概括”又如何实现？把作品搞成“概括”世界或中国的“写作大全”的“中药铺”？（上文引“陈四点”见《羊城晚报》，2009年11月7日）
与王蒙出身作家不同，陈晓明是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学博士出身。陈晓明虽然后来以文学批评家为业，但远在求学时代就对始自康德、黑格尔，至海德格尔、萨特，而终于德里达一线的西方现代大哲下过深功夫（《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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