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人们而言，那是一段令人浮想联翩的历史——
公元前506年，中原的诸侯们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拥有沃野千里、雄兵百万的楚国遭到东南蛮夷小国——吴——的攻击。
然而，晋国的史官、以卜卦闻名于诸侯的史墨预言了战事的结果——吴国完胜。
在诸侯贵族们看来，这个预言纯属笑谈，因为吴攻楚，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史墨接着发布了他的第二个预言：不久的将来，吴必亡于越。
后来的历史，就像是史墨导演的一出大戏。
几个月后，吴国军队占领了楚国首都郢。已葬人墓穴的楚平王被挖出鞭尸，父兄均为平王所杀的伍子胥得以雪恨。
然而，吴国的辉煌却并未持续太久。公元前473年，吴国在霸业的顶峰却被曾经臣服的越国所灭。
曾沦为夫差卑贱马奴的勾践，回到越国以后，卧薪尝胆，积极备战，伺机而动，在时机到来之际再度挥师北上，一举打败了傲气十足的吴国。
这一次，越王没有像当年夫差那样，仅仅满足于敌国的臣服、物品的进贡和人格的鄙视，而是将吴国的宗师礼仪彻底摧毁……
“当年，天要你亡我，你违背了天意。而今，天要我亡你，我不会违背天意！”当夫差恳请保全吴国、自己甘为越王奴隶时，越王勾践如是说。
延续了七百年的吴国，就这样永远从版图上消失了。
越灭吴，使吴地在疆土上与越土融为一体，大规模战争的整合使得原本差异并不很大的吴越文化互渗互融，变得更加水乳交融。《越绝书》描绘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经过后世两千多年的融合，人们也习惯将这一区域统称为“吴越地区”。
古代吴国的核心地带是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全境。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并以太湖为核心，是今天中国东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进入21世纪，这里在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步之后，越来越重视对地域文化历史的研究和探寻，苏浙沪各地纷纷展开了对古代文物和历史遗址的一系列修缮与发掘活动。
随着这些工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古吴国文物和遗迹得以重见天日，它们在博物馆的陈列橱窗后面，像时光走廊另一端的信物，让今生的人们遥望和回想着这片土地的前世。
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以北纬30度线为核心有一条神奇的文明带：它从非洲开始，向东依次穿过埃及的孟菲斯古城，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娅，古代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印度的哈拉帕遗址，中国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蜀三星堆遗址，在这片大陆的东端，它横穿了一片丰饶秀美的水域——太湖。
太湖流域的原始居民是越人，越人是居住于亚洲东南部的一个古老民族，6000年前，生活在太湖流域的越人创造了辉煌的良渚文化。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的发展程度，丝毫不亚于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甚至在很多方面，它比当时的黄河文明还要发达。
对于越的早期历史，中国古代典籍中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是，从一个人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们便正式进人了历史记载的序列。
这位古人就是泰伯。他的陵墓，位于今天无锡高新区的鸿山镇。泰伯，是商末周部落首领周太王的长子。对于这位原本应该继承王位却让王出走的泰伯，历代名人乃至帝王都对他不乏赞美歌颂之词。
后人在赞颂泰伯功绩的祭文中这样赞美道：
巍巍泰伯，功德何隆！
三让天下，古今传诵。
南奔荆蛮，勾吴斯隆。
断发纹身，大义为重。
耕织渔猎，术业事功。
开凿伯渎，万水汇通。
演乐修礼，尚德启蒙。
文脉绵延，俊彦盈充。
舒卷华章，融会菁华。
泰伯恩泽，浩浩无终。
明代，遭遇叔父朱棣夺权而四处躲藏、痛苦不堪的明建文帝朱允炆，据说曾经避祸江南，在称赞泰伯高风亮节的同时，也为现实中残酷的权力争斗发出悲叹：“深惭今日争天下，遗笑勾吴至德邦。”
纵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像明初那样的武力兴替、手足相残几乎是权力更迭、转移的主要方式，而泰伯却为王权的交接转换提供了一种备受后人称颂的模式。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周太王古父亶公中意于孙儿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但又碍于长子继位的部落祖制而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身后无子的泰伯体察到了父王的烦恼，于是主动让王，为了季历能够顺利继位，他还带走了二弟仲雍。兄弟一行千里迢迢一路南奔，来到太湖流域，最终驻足于无锡梅里。既成全了父亲的心愿，也保住了部落的和平与安宁。
比起相对发达的中原，当时吴地尚处蛮荒。泰伯与仲雍来到江南以后，断发纹身，融入当地，兴修水利，发展农耕，筑城守民，传播周礼，启蒙教化，受到当地土著的拥戴。司马迁的《史记》这样记载了他们来到吴地后的活动以及吴国的缘起。“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兄弟的这一次南奔，改写了吴地的历史，也燃亮了吴文化初始的光芒。更大的意义在于，在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在人们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的远古时代，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文化迁徙和文化互动，它使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文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融汇。从另一个角度看，泰伯的这次远行也开启了吴地文化打破封闭、接纳异质文化的先河。
据说，泰伯曾带领人们用夯土建造过这样一座城池，可惜因为年代的久远，今天已经难寻痕迹。《吴越春秋》记载：“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缄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日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由于有了先进农耕文化的注入，城中“数年之内，民人殷富”，越来越多的吴地百姓投奔而来，一个部落开始渐渐壮大，勾吴古国的雏形就此形成。
“泰伯奔吴”大约发生在3100多年前，其年代过于久远，司马迁的《史记》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正面描写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主要的历史文献。但是，《史记》作于公元前一百多年的西汉时期，距泰伯奔吴已时隔千年。泰伯为后世历代儒家所崇尚和敬仰，主要是因为他的禅让行为。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为争夺王位，宫廷内部兵刃相见之事，屡见不鲜。对此，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研判，对《史记》中记载的“泰伯让王”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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