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谈谈我对此书价值的一点粗浅认识。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举世瞩目的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丝织品理应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可是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形成、兴起百年以来，对敦煌壁画、彩塑艺术及以古写本资料为中心的地理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对敦煌丝织品文物的专门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对其应用类别、图案纹样、制作工艺及相关的文化交流缺乏具体的探索。研究丝绸之路而对丝绸语焉不详，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所幸赵丰教授在经过了多年对古代丝绸（如青海都兰墓地所出古代丝织品）的潜心研究之后，厚积薄发，从本世纪初与包铭新教授一起开始带领王乐等助手与学生切人了古丝路丝绸研究的课题。他们在东华大学徐明稚校长和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李柯玲院长等领导的有力支持下，拓展视野，将研究生教学、科研与考古调查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大气魄组织师生进行了历时20多天的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丝织品出土遗址考察，历尽艰辛而收获颇丰。从2006年起，他们又立志主要从文物的角度出发，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古丝织品实物。两年多来，赵丰和他的课题小组成员足迹遍及英、俄、法、印及国内的敦煌、旅顺等地，采集到丰富的第一手信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在赵丰为本书写的“后记”中已有详细的记述，既涉及该课题的实施过程，也谈到他们的研究思路与具体方法，读者应该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的启示。我自己最突出的感受是：赵丰他们所做的研究，无疑地是具有创新的意义。这种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的课题研究，不仅开拓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是在继承发扬先驱学者筚路蓝缕精神的基础上，又注入了加强实质性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新动力、新观念，因此效率高，成果显著。为了尽可能“竭泽而渔”地掌握流散在国内外的敦煌丝织品材料，他们同伦敦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及旅顺博物馆的合作都是坦诚互利和卓有成效的；对留存在敦煌当地的出土丝织品，也以真诚合作的态度克服困难取得了积极成果。第二，高校或科研机构要革除浮躁因袭、急功近利之风和种种形式主义的弊端，首要的是要从如何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评价人才这一根本上着手。有充满开拓精神、能身先士卒的好的学科带头人，有不畏艰苦、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加上有远见卓识、甘为敢为强大后盾的领导班子，共同营造和谐的创新环境，就不愁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这项成果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相辅相成的一个典范例子，这也为当今被人嘲为“窄士”的“博士”如何朝着实至名归的方向努力做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