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局之中的司法管辖体系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共处与分治
澳门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明政府允准葡萄牙人人居澳门。①自此直至鸦片战争前，这块弹丸之地逐渐形成华洋共处与分治的社会格局②，中国政府长期对澳门充分行使主权，居澳葡人（以下简称澳葡）仅在有限的空间内自我管理。作为主权有机组成部分的司法管辖权，因应华洋共处与分治的现实情况而有变通处理。
应当承认，即使是在葡萄牙殖民扩张的全盛时代，因其“海上帝国”领土分散四处，欧洲传统的领土政治管理模式已失去作用，只能根据各地情况及影响而让多种多样的体制共存。③澳门作为葡萄牙人在远东设法据居的居留地，其对葡人内部长期奉行的治理模式也带有自发性和试验性。
1583年（万历十一年），酝酿多时而终于抓到机遇的澳葡，成立了具有内部自治性质的议事会（LealSenado）。④议事会最初的组织架构比较简单，由3名议员（Vereador）、2名普通法官（JuizoOrdinario）及1名理事官（Procurador）构成。理事官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受议事会之托，管理澳葡社区的财税事务及与收支相关的事宜①。因其通常兼有议员身份，在对华交涉过程中往往亦被称为“夷目”或“唩嚟哆”②。
在随后两百年的议事会主导时期③，澳葡议事会组织架构不断修缮，运作模式也日臻完善。澳门境内举凡涉及华人的讼案，皆由中国官员按照中国律例严肃处理；纯属居澳葡人内部的普通讼案，由澳葡通过自组的法庭自行裁决，但若案情重大而危及澳门社会安定或触动官府利益，中国官员对此保留最终的司法处分权。④
澳葡内部分享的部分司法管辖权，虽然历时两个多世纪，但并未发展出一套近代型的司法体制。从管辖权的主体看，在明代后期，不仅澳葡议事会内部的普通法官有权掌控葡人之间讼案的司法权，负责军事的兵头（Capitaodas Viagensda ChinaeJapao）⑤--后演化为澳门总督（以下简称澳督）--也曾分享一部分司法管辖权，后来由葡国王室派出的代表王室利益的王室大法官（ouvidor）⑥，同样具有部分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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