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体，不仅有来华西人，还有出洋华人。他们以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中国的上海、广州、香港、澳门即其他通商口岸和日本等国作为重要窗口，将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不断传人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等都产生重大影响。西学东渐历时300多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从1582年利玛窦入华传教到1724年雍正禁教，历时140多年，跨越16世纪至18世纪，经历明清两个封建王朝，主要是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当然，明末清初也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考察，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影响不大。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西方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把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介绍到中国来，对于中国人认识西方起了作用，许多对利玛窦等人的著作持怀疑态度的中国学者，开始转变观点。
后一时期的西学东渐是从晚清的1811年开始，除了有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继续进行西方宗教思想传播，很自然地，又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有选择地传播了西方的学术文化。同时，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还有一大批中国有识之士，他们为了救亡图存，走出国门，寻求真理，然后再毅然归国，投身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去。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开始主张侧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这一时期，诸多政治派别和文化思潮在中国风云际会，是近代史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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