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红梅，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讲师。已发表《略论秦汉时期的禁锢》、《论两汉忠君观念的泛化》、《略论两汉士人的忧患意识》、《从焚书坑儒到党锢之祸——秦汉士人的言论犯罪》、《明末士人的忧患意识》、《浅论两汉的宗室犯罪》等论文数篇。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研究》对秦汉士人犯罪的考察，力求在联系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具体论述士人犯罪的类型、犯罪原因、犯罪预防以及影响等问题；注重文献资料的运用；借鉴了犯罪学的分析框架，犯罪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分析现代社会犯罪成因、犯罪机制、犯罪影响、犯罪控制的系统结构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理论和框架，这些理论和框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借鉴现代犯罪学的分析理论和框架，可以为分析秦汉士人犯罪提供参照。

    在秦汉时代，皇帝的法外擅权行为影响了“犯罪”的定义。对官僚来说是如此，对士人当然也不例外。因此，用犯罪学或刑法学上的犯罪定义来理解或框定本书的犯罪未免有些偏颇。历经秦朝、西汉、东汉三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完善，士人犯罪的类型也有所变化，明显的趋势就是犯罪类型逐渐多样化。秦朝的记载相对少一些，两汉士人的犯罪类型就比较多样化了，处罚措施势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政权、社会文化、士人生活的影响也会变化。顾炎武说“西汉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东汉的儒学才是“真儒学”，由此影响了士人对政权的态度。西汉至新莽时期，“明哲保身”的士风弥漫在士人中间，并且此时的士人还深受先秦时期遗留的功利主义的影响，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和俸禄或者性命，往往会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些违心的事，很少有人会为了抗奸佞或维护王朝的利益而谏诤直言。而东汉时期的士风却不是这样，随着忠君观念的灌输和经学日益普及，士人的忠君程度大大增强，为王朝利益而谏诤直言、勇抗奸佞的士人增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党锢之祸会出现在东汉，而非前两朝。士人与普通民众的联系更紧密一些，他们的犯罪行为及政府的处罚措施会对社会产生许多影响。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正直的士人们为了挽救时局，奋起抗争，同腐朽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损失也是惨重的，党锢之祸使得大批士人罹难。之后，许多士人隐居不仕，以评论干预时事，“清流”、“清议”之风兴起。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也是以此为渊源的。其他诸如对社会风俗、文化、思想等影响也很大。
    ……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二、定罪标准和研究方法
三、主要内容

第一章 先秦时期士人犯罪的回溯
第一节 先秦时期士人犯罪的类型
一、文士犯罪
二、武士犯罪
三、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逃亡罪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犯罪的原因和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犯罪的原因
二、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犯罪的影响

第二章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的类型
第一节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的主要罪名
一、不道罪
二、大不敬罪
三、阿党与交通
四、其他类型的犯罪
第二节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的演变及特点

第三章 从焚书坑儒到党锢之祸
第一节 秦朝的焚书坑儒
一、士人与秦朝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
二、方士诽谤秦始皇引发了坑儒事件
三、秦末士人的谋反行动
第二节 东汉的党锢之祸
一、党锢之祸的原因
二、东汉党人集团的形成
三、党锢之祸的爆发
第三节 两者的比较
一、言论引发祸端，对士人的打击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二、党锢之祸的规模更大，牵连的范围更广

第四章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的原因
第一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
第二节 两汉选官制度的影响
第三节 秦汉士人对士节的认识和追求

第五章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的预防措施
第一节 秦汉政府对士人犯罪的预防措施
一、宣扬皇权的至高无上，加强忠君观念的灌输
二、兴办学校，宣扬儒家思想，利禄与刑罚并用
第二节 士人自身的预防措施

第六章 士人犯罪及受罚产生的影响
第一节 士人受罚对民风的影响
第二节 士人受罚对自身的影响
一、不公正的处罚引发了士人的归隐不仕行为
二、士人的忠君观念趋向衰微，忧患意识主题由社稷转向个人
三、王朝末年士人选择的多元化
第三节 士人犯罪及受罚对政权的影响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