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察制度继受问题
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初创阶段，其理论基础是列宁的法律监督和统一实施思想，继受的是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是在彻底废除国民政府时期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大破大立的制度引进方式，是与革命时期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相一致的。但是，在建立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同时，如何客观对待历史上已存在的检察制度，并对已融人中国社会并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吻合的检察制度，加以吸收利用、发挥其积极的制度价值，以减少制度运作过程中的社会成本，更好地将检察制度的引进与本土的优秀法律制度因素相结合，实现检察制度创新与本土文化的无缝对接，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它关系到检察制度能否适应中国的国情，能否适应中国的文化政治，公众社会心理能否接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然而，新中国围绕检察制度的建立，不乏许多真知灼见的理性思考，但由于激情燃烧岁月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仇视旧社会、旧制度，缺乏对旧制度客观冷静的分析论证，往往是革命者自然的逻辑选择。也正是这种对制度的革命态度，造成了对制度的不信任、对法律可有可无的心态。当“需要”时，法律制度充其量是必须执行的工具；当“不需要”的时候，法律制度就该被废止了。而在需要的时候，法律制度要被社会接受，是需要相关客观物质条件支撑的。新中国检察制度引进后，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检察机构、遣散了工作人员，这就必须在归零后重建自己的检察机构，重新选择培训检察工作人员。这在旧的国家机器被彻底打碎的时期，实在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检察机构没有延续下来，因而创建新中国机关时，既无组织基础，又缺乏工作经验，一切不得不从头做起。再加上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检察工作又是一项新的工作，它的性质、任务是什么，为什么有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还要设置检察机关等问题，很少为人们所了解，甚至出现了检察机关“可有可无，的说法。”①在检察机构已经建立、人员也得到一定的充实，检察制度开始运转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新中国的检察制度开始落地开花了呢？制度要能存续，适应并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民众对制度的认识、接受就变得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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